“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大陆从威权主义演变成个人独裁的趋势愈发明显。然而，毛时代的个人独裁土壤在当下的中国已消失大半，让当下的中国人重新接受一个皇帝甚至一帮皇帝（皇帝式总统或皇帝式主席）的可能性也不大。不想接受皇帝的人注定是想成为皇帝的人的绊脚石，冲突不可避免。在已深陷经济危机中的中国发生这样一场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的冲突，显然，注定会从各个层面改变中国。在这场大变局前夜，推荐袁剑先生的《奇迹的黄昏》一书，回望中国这几十年。”
1978年12月15日，一批白发苍苍的文革幸存者，在经过了一场长达36天的马拉松式的政治辩论之后，重新夺回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权。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批老人将那些被他们称作极左分子的文革受益者们，决定性地驱逐出了中国的权力核心。几天之后，华国锋——这场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输家，以无可奈何的姿态代表他的对手们（这多少是有点荒诞的画面）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随即，290名代表起立、鼓掌。这就是被史家几乎一致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时，无论是那些失意者，还是那些随声附和的鼓掌者，甚至包括这个进程的实际导演者邓小平本人及其同事们，恐怕都没有想到，他们启动的这场变革将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后代，并彻底改变中国的面目。自此以降，中国的这一段现代史被称之为“改革”。
从1978年的那个冬天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无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25年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毛泽东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戏剧性，但它对13亿中国人的裹胁力量却丝毫也不逊色。也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形但却强大的钳制特征，中国改革似乎还远远没有得到清醒的反思。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历史也匆匆赶到了另一个纪元的开端，当我们还未来得及仔细咀嚼这场不断向前的改革风暴的时候了，中国的种种现实已经在不断提示我们：该是我们解构“改革迷信”的时候了。
从今天开始回溯，中国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一下几个阶段。
改革：阳光灿烂
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种全会，到1984年中国正式开始城市改革，是中国改革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时期，以农村改革为轴心的中国改革激活了中国农民巨大的创造热情。短短几年之中，中国农民凭借他们争取到的毫不起眼的自由，迅速缔造了神奇的经济进步。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进步，其与旧时代物质极度匮乏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这几年经济上的进展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之中看，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对中国日后改革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则无论如何不能小看。因为正是这种从无到有在个人效用上的强烈对比，使中国人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改革的魅力。这一点，相信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空中突然坠落的普通中国人，第一次发现了世俗生活的巨大吸引力。与此同时，被紧紧禁闭了30年的国门徐徐打开，伴随着深圳、珠海等第一批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与外部世界被人为割断的联系开始恢复。特区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这扇窗门一经打开，就再也不曾合上。这个在中国自己土地上建立的“外部”世界，为注定要具有强烈开放特征的中国改革创造了一个顽强的生长点。后来的历史证明，特区所具有的这种独立地位，不仅使它获得了某种抵抗意识形态干扰的天生免疫力，而且也使其屡次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蓄势头的发祥之地。特区的建立与生存在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中国人不仅可以借此看到外部世界，也可以借此“体验”外部世界。事实上，在中国普通人那里，特区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质丰裕一直是中国改革合法性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特区对中国改革合法性的掩护作用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衰落。
成功的农村改革（包括乡镇企业的初步生成）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确立，是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不仅为后来若干年的中国许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物质上的基础，也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资源。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末期摧毁性的政治风暴中幸存下来，完全维系于这两方面所取的初步但却显而易见的成就。
显然，这是一个共赢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个进程中获得了经济上初步但却至关重要的改善。在这个时期，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迅速从2.5倍缩小到了1.8倍、考虑到农村人口在中国的比例，以及城市人口生活品质的绝对改善，中国人的欢乐情绪是在是其来有自。很多人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的改革，在中国改革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1978年到1984年这几年，无疑是一段最完美的帕雷托改进。走出毛泽东时代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精神世界，改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对改革的乐观情绪相互感染，并在中国社会中被普遍的确立起来。人们对改革的迟疑烟消云散。这种乐观情绪透过一个个在中国城市中悄悄流传的关于“万元户”的故事中被清楚的表达出来。
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故事在当时的刺激性并不亚于今天的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何况这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几乎从未有过财富概念的中国呢？这些故事虽然多少带有人们的嫉妒情绪，但更多的则是透露出了中国人对个人前途的憧憬和自信。人们对改革所带来的乐观未来深信不疑，似乎一切都将水到渠成。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要做的，便是坐等改革的奇迹在自己身上发生。
受到经济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的民间乐观情绪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毛的旧部及思想信徒所组成的传统左派的彻底失势，使一个以邓小平为中心、以胡耀邦，赵紫阳为前台人物的党内改革派集团迅速成形，并影响日增。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派。在这个时期，改革已经成为主流，改革精英分子不仅在党内掌握了主动，在中国民间也声誉日隆。当时一句妇孺皆知的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生动的反映了中国民间对这批改革精英的支持和期望。毫无疑问，这是改革派在一路顺风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与邓小平有着政策分歧的另外一些党内精英似乎还处于集结阶段，这批人经常被外界习惯和简单的称为“保守派”。
此时，这批人很难有力量阻挡邓小平的改革，也无法推出他们的前台人物。准确说，中国80年代被称为保守派的党内精英，实际上是在生存在邓小平改革的缺陷中，其派系边界也是随着社会问题的逐渐暴露而变得明晰起来的。所以在邓小平的改革还没有露出关键的破绽之前，这批精英分子很难找到发挥的舞台。在80年代早期，显然还不是这些人表演的合适时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保守精英的基本经济主张是完善而不是改变旧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保守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将会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大的区别。
与党内改革派的迅速崛起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改革集团也开始异军突起。他们既是中国初期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在中国民间最有力的响应者。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知识界一直是改革最为显眼，也最强大的推动集团之一。虽然也有多次校园运动具有独立批评政府的倾向，但从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改革积极拥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当时，作为一个没有分化的信仰共同体，中国知识界无疑是中国改革最热情洋溢的鼓吹者。最能体现这种热切和兴奋的，莫过于1984年在建国35周年的庆典上，北大学生自发打出的那一幅著名的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民间与中国改革派那种精神上的亲近和契合，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无疑，这是一个充满快乐与期望的时代。在当时的中国，领袖、精英与大众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意见上都达成了罕见的统一。他们被一种前现代社会天真的乐观扭结在一起，人们仿佛已经触摸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胎动，不，它几乎就是事实。中国，正沐浴在改革的灿烂阳光之中。
蹒跚之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对改革的乐观态度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改革的逻辑还没有来得及与旧体制的逻辑发生摩擦。改革，是在旧体制早已山穷水尽因而也就形同虚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所谓特区也不过是旧的行政体制无法顾及的管制边缘。当与传统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中国城市仍然没有与改革产生正面冲突的时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更多的是在享受农民创造的改革奇迹，城市人不再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极端短缺而忍受排队的折磨，也不再为基本食品的匮乏而担惊受怕了。换言之，作为传统经济体系政治基础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还没有感受到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及现实利益上的巨大压力。城市，还远远没有苏醒。中国人仍然是作为一个没有被经济利益分化的同质群体来理解、支持改革的。中国改革，正一路顺风。
然而，在快乐的表象之下，改革与生俱来的利益调整逻辑必然会发生作用，人们的快乐情绪很快将会受到考验。
作者：袁剑
来源：奇迹的黄昏
原题：第一章 飞向应许之地
一、改革：阳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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