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總統不是全球化逆轉的原因，而是全球化逆轉的標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德不配位，即將被打回他們在1991年的本色。沒有幾個人忍受得了這種急轉直下的命運，所以鋌而走險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一隻手的指頭就能數清年份。
沐猴而冠的僭主一度冒充內亞征服者-大清皇帝的繼承人，最終不得不發現還是只有國際恐怖組織的秘傳心法可以依靠。
沐猴而冠的中產階級一度冒充波士頓婆羅門的階級兄弟，結果發現自己其實是以下兩種人的階級兄弟。1960年清退回鄉的城市戶口職工和文革時期的下鄉知青。順便說一句，有些人弄混了，波士頓婆羅門不是我發明的，而是早餐桌上的獨裁者霍爾姆斯先生發明的，指的是北美殖民地最好的血統和階級，國父的苗圃，艾奇遜和希拉里的土壤。
沐猴而冠的知識份子還沒有拿定主意應該冒充誰，就連冒充的機會都沒有了。僭主一旦發現他們非但沒有搞亂帝國主義者的思想，反而把解放區的思想搞亂了，自然會剝掉他們的皮，收回這麼多年來比無產階級多吃多佔的資源。現在罵賊而死，就是他們所能指望的最大幸運。不可低估肉體的軟弱，遲則不及。等到真正覺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想死在原地都很困難。
民族發明家的淘汰賽開始了
歡迎來到大滅絕時代。上帝已經允許驢子說話，允許人民更換自己的菁英。世界總是由菁英統治的，人民只有在流血和洗牌的時代才會走上舞台。比較幸福和安逸的世代，根本感覺不到他們的存在。現在，他們開口了。
世界邊緣還沒有做好準備，失去天命的代言人沒有幾個能看到二零年的春天。特朗普政府的實用主義外交路線偏好區域性、具體性策略，本能地厭惡不利於討價還價的整全性多國框架。同時，他在國會沒有根基。共和黨資深議員配合總統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低於民主黨，何況特朗普本質上又是獨立候選人。
因此，美國外交會出現明顯的割據特徵。資深議員或院外活動集團耕耘有年的領地，總統不付出昂貴的交易費用就無法到手。總統最合理的手段就是將這些區域留給原來的主人，以此為籌碼交換其他方面的支持。只有總統個人高度關注的項目，或是那些沒有元老院關係網的倒霉地區，才會執行總統的個人政策。
羅馬以外的世界全面碎片化，給民族發明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羅馬軍團變成有償服務的出口產品，足以保障願意流血的羅馬公民不必流著汗水跟奴隸競爭。搭便車者不再指望免費的安全和普遍的保障，必須根據具體的條件購買專項服務。日本、波蘭和土耳其建立區域小集團，局部戰爭和國家創造重新變成國際社會的正常狀態。
歐盟、俄羅斯、中國只有解體成幾個小聯盟集團，才能彌補喪失羅馬和平以後的安全支出。一個目光敏銳的機會主義賭徒會看到戰爭的巨大利益，但目前沒有幾個人具備選擇戰爭對象的眼光。
特朗普时代的台湾问题
實用主義者不是不講道德的人，而是相信抽象原理解決不了具體問題的人。他們有良好的現實感，能夠利用個別優勢。特朗普知道美國是強者，個別交涉總是強者佔優，如果變成集體談判或普遍原則，強者的優勢就會縮小。這就是他反對普世主義、北約或tpp的真實意義。一個商人肯定認為，這些做法都是毫無必要滴縮小了自己本來可以獲得的利益。
北京一直堅持，跟菲律賓雙邊談判，只是做不到而已。日本在三十年代，堅持跟蔣介石雙邊談判。美國在這兩次糾紛當中，都堅持多邊協調的原則，意思是美國本身並不想要什麼，只是覺得強者欺負弱者不能過分。
美國自己如果堅持對所有人都雙邊談判，不搞集體談判，不講普世價值抽象原理，美國能占多少利益，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占，就像特朗普自己只要不犯法，能避稅就要盡量少交一樣，世界會變成怎樣呢？
全世界的黃金，都會流入羅馬。羅馬最窮的人只要還能打仗，都可以對外國君主頤指氣使了。這就是特朗普理想當中的美國外交，而且是可以實現的。
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仁慈的秩序輸出者。任何人否認這一點，你都可以不動大腦地將他們歸入瘋子、騙子和傻子當中的某一類。
你如果按照按照特朗普自己做生意和繳稅的同樣標準衡量國際關係，就只能承認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把應該占到的便宜佔盡。如果總統僅僅是生意人，這種做法就是對股東不負責任。
美國之所以不是特朗普理想的樣子，歸根結底還是基督教傳統和威爾遜主義的強烈道德感還在發揮作用。特朗普的理想只要打折扣實現一小部份，就足夠用全世界的貢賦把每一個美國失業者包養起來。
台湾問題不是特朗普能完全按個人意見處理的地方，因為親台湾集團的勢力按馬基雅維利標準看，比台湾本身要大。這個集團繼承了冷戰爆發時，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受挫感和受騙感。這個集團已經擁有世界上值得追求的一切，不缺乏任何物質的東西，除了畏懼上帝，在世界上也沒有任何恐懼的對象，所以價值觀層面的自我滿足，對他們非常重要。歐亞大陸上所有的政治集團，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即使大英帝國在其全盛時期，都無法消除無敵艦隊的記憶，四處搜索任何看上去有點像拿破崙種子的敵人。
特朗普不想得罪他們，是很明顯的。他大嘴出名，人人都不敢罵的對象，都讓他罵完了，唯一一次說對不起，就是因為幾句黃色笑話，讓基督教保守派不高興了。如果反感的主體是其他什麼人，他多半會照例反唇相譏的。這種親疏有別的本能反應，就是共同體邊界最好證明。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叫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任何政治家犯下以疏間親的錯誤，都會付出慘痛代價。
在否決政治的格局下，除非台湾的外交過分低能，院外活動集團又全是匪諜，這個集團僅僅為了讓自己心裡舒服，就能阻止台湾政策的任何改變，至少拖延是不成問題的。
特朗普不是卡特或杜魯門，會因為盟友獨裁腐敗，為了抽象原則而出賣他們。他如果得不到足夠的紅利，不會白給別人什麼東西。世界上有什麼利益足以補償麥凱恩這種人所屬的選民呢？可以預見的未來好像沒有。任何一方如果僅僅依靠地下活動，是改變不了基本盤的。也就是說，北京不可能從美國手中買下台湾；只能在打敗美國的情況下，得到台湾。北京如果正確判斷形勢，就不會有戰爭；如果錯誤判斷形勢，共產黨和台湾可能同歸於盡，但台湾可能像比利時一樣重建，共產黨卻不能。
在最後這種情況，我設計的諸夏就會變成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我會賭贏知識份子所能贏得的最大賭注。但是對台湾來說，最佳方案顯然是拖。
特朗普的外交承諾可能變成政治籌碼，用來交換其他利益，但他的內政承諾不是，他必須奪回美國中下階級在全球化當中失去的東西。這些東西落到誰手裡了？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手中。民主黨希望全球化改造中國，結果卻為了奴隸勞動犧牲了自由勞動。tpp是亡羊補牢，但美國選民已經決定不給民主黨自己改正錯誤的機會。這個可怕的教訓，注定會懸在今後二十年的任何政治家頭上。
特朗普要保護他的基本選民，就必然會讓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破產，具體方法是關稅還是其他什麼，並不重要。生意人不像知識份子或教士那樣在乎手段，只要目標達到就好。北京有能力發動戰爭的時間，比特朗普可能的任期更短，所以為台湾考慮，拖過四五年，中國就不會再有支持戰爭的財力和人口結構了。
迅速攤牌，台湾雖然最後還是在勝利者一方，但增加了不必要的損失，不是最佳策略。
當然無論其他情況如何，站在失敗者一方的策略，永遠都是最差策略。誰選擇了這種策略，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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