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快乐的表象之下，改革与生俱来的利益调整逻辑必然会发生作用，人们的快乐情绪很快将会受到考验。
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以胼手胝足的自由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其效果已经释放到了顶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缩小了的收入差距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开始拉大，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年后的今天。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直到1992年那个具有戏剧性的春天，这个阶段才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宣告结束。从总体上说，这个阶段的中国改革具有令人困惑的两面性。一方面，第一阶段的改革成果继续发挥作用，普遍的收入提高以及对外开放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创造一个个让人目不暇接的消费浪潮，家用电器等象征现代生活品质的消费品开始快速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城市改革开始误入歧途，而以此为起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开始积累。对以权谋私的不满以及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忧虑准确折射了当时中国人的疑惑。实际上，对于中国改革来说，腐败和经济的不稳定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就城市改革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而言，1984年之后的改革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虽然经济的高增长仍然在持续，但增长与改革并不是一码事。
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
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在传统的农业领域释放出最后能量之后，农村改革选择了另外的突围方向。中国农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选择增加收入的新途径——乡镇企业。以乡镇企业刀耕火种般的原始与城市工业的先进性较量，结果本来是注定了的。但在那个阶段，乡镇企业却取得了魔术般的胜利。许多人曾经以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经营手段卑劣，将乡镇企业描绘为当时的负面典型，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赢得一场不该赢得的竞争。分布在不为人知的广大乡村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宛若一个个准备向城市发起最后冲击的堡垒，将中国城市紧紧包围起来，而城市却依然深陷于改革的歧路上难以自拔。毋庸讳言，乡镇企业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浪费特征，但这不能掩盖乡镇企业在体制本质上的革命性。中国企业改革的这种路径迂回本来是不必要的，但却没有避免。这一点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中潜在的投票结构是分不开的。在这里，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开始发挥作用。这一场竞争的最后结果强烈暗示：迟至1992年，中国改革中最积极的因素仍然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仍然在体制许可的最大范围内创造他们的奇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自由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激发伟大的经济创造。可以想象，到现在为止，还会又许多中国城市人不能理解，那些皮肤黝黑、憨厚笨拙的农村人怎么在突然之间就赢得了这场战斗？对这个秘密，一位乡镇企业家用他浓重的苏南口音对我解释：城里人实在是享福享惯了。正是这位企业家，为了推销一个产品竟然可以把客户单位的八个正、副局长局长全部拜访一遍。
与乡镇企业凯歌高奏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是对外开放在内容及地域上不断扩展。对外开放由点及面，从几个孤立的经济特区延展到广大的沿海地带，又一次再现了中国近代史曾经出现过的“沿海中国”格局，成为中国最近一轮改革开放的又一片稳固的根据地。沿海中国不仅引进了外来商品，也开始舶取外来文化、精神和制度，并在沿海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与中国农村改革在沿海地带的结合，不仅是先天不足的乡镇企业找到了升级换代的出口，更广泛的加入国际竞争，也使中国本土的自由经济在眼光及意识上开始脱胎换骨。或许，更有战略意义的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分由于这种结合得到了一个更加稳定支撑点，从而成为独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90年代中期，几乎在有中国大城市的市场中，人们都能感受到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主要的国产家用电器品牌几乎全都是这类沿海乡镇企业与外资某种结合的产物。诸如广东顺德、福建石狮这类从前默默无闻的地名，在一夜之间为中国的城市消费者所耳熟能详。
在中国改革的整个第二阶段，中国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在农村的就地流动，即大量农民在本地从农业转向乡镇工业；另外一个则是内地向沿海地区流动。乡镇企业吸收就业人口数量自不必说，仅珠江三角洲一带所吸纳的剩余劳动力就达到1000万之谱。用人口流动的趋势来描绘这一阶段中国的增长轴心是非常贴切的。这种增长的奇特的动力分布与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停滞了鲜明的对照。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改革仍然是农民的改革，其增长仍然主要是下层阶级用汗水创造的增长。
1984年．中国全面的城市改革错误的选择了“放权让利”的模式，这使作为中国改革一项核心内容的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泥潭。由于“分权让利”的绩效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加以衡量，所以其饱受争议和最后无疾而终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不过，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却在“改革试错”的鼓励下不断得以深化。虽然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也取得了同步的经济增长，但并不能说明“放权让利”模式的成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有企业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创造资产负债率的更快增长，这个比率到九十年代初期已经达到了80％以上，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普遍低下的现金流贴现能力，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危如累卵。当然，国有企业在这个时期还创造其他指标的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亏损额（这全部需要一国家税收加以弥补）、快速增长的次品及存货比率。一个县级供销社在清点存货时井然发现，他们的仓库中还有20年前生产的毛巾，只不过一拎起来便碎成一片一片的。荒唐的是，这些存货都仍然被计入企业资产的。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松弛及资产质量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要提示人们：在增长的表象背后，国有企业正在制造着巨大的外部不经济。这种“外部不经济”是不是足以抵消或者超过国有企业同期的贡献，我们无法在数量上加以衡量。但有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直到20年之后的今天，国有企业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痛苦难题，而其在银行中堆砌出的如山坏帐正在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稳定的定时炸弹。这不啻于说明，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改革处于实际上的停滞阶段。
由于国有企业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本质上的官僚特征，所谓“放权让利”实质上是传统官僚体系内部的一种权力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这次改革与前一阶段农民的自发改革不能同日而语，与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权利精神更有云泥之别。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利，那么从1984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长期停滞直至最后变质。由此为发端，中国城市改革一直沿袭了这个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的动力模式。以不受监督的官僚体系之手为全体民众谋福利，其中悖论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种改革逻辑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带给中国的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是周期性放权和周期性收权的钟摆效应。于是，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除了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现在更多被人称为权力资本集团）之外，城市改革与这个术语所要标榜的改革精神已经开始背道而驰。当学术界还在为“放权让利”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民间用简单的“官倒”一词，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足以证实它在民间受到的欢迎。看来，民间话语不仅比学术界敏感，其智慧也经常要比学术界精确。不能不注意到，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城市改革中与“官倒”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这就是城市中的个体、私营企业。这些曾经被称为“个体户”的私营业者，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以填补经济空白。这些人主要成分都是那些被排斥在正规体制之外的城市下层阶级。他们通过长途贩运等最简单但也是最辛苦的方式迅速造成了城市中最初的财富差别，以至于被有些人称为“不但不四发了财”。但恰恰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们却是当时城市改革最具有革命性的成分。传统体制既然无法保护他们，这些身处下层的人们只好自我解放之路。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那个时期主要的体制创新者。在传统的差序等级中与农民阶级几乎一样的卑微地位，使这批人与中国农民具有同样的生存本能及创新冲动。然而，这批人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非常抢眼，但并不构成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流。因为这种民间的自我创新仅仅只被允许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而主流精神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分权”模式。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授权力于官”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像农村改革那样采取直接“还权利于民众”的模式呢？很多人将此解释为一种历史偶然，或将其归咎为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我不能否认中国城市改革模式的历史偶然性，也从来不可能扮演历史发展的先知。但是以上两种说法在解释力上的苍白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官僚分权”模式，是由中国政治的潜在利益和投票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还权利于民”的模式，不仅将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农村官僚是中国官僚体系中的最下层，地处边陲的几个特区在传统官僚体系中也仅仅是无足轻重的边缘。在如今高楼林立的深圳驻足老东门一带回想当时深圳的荒凉，你一定会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在这种传统官僚体系完全无法触及的地方开始。答案非常简单，传统的官僚体系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利益可言。在农村和边缘（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而且是政治上的边缘，比如城镇集体企业）启动改革，不仅不会破坏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还有助于官僚体系“学习”改革、观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选择从农村及特区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便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中所隐含的是，给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便他们同意并推动改革。但吊诡之处却在于：官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自动带来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吗？由于官僚阶级在改革中始终垄断了对改革的解释权，他们的确经常这样解释改革并哄骗公众。很清楚，1984年中国改革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体制的一种“故意”，它不是一种经济选择，而是一种政治选择。指出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20年改革贯穿始终的一个隐秘逻辑，是我们理解25年改革的一把关键钥匙。这个秘而不宣的逻辑到今天仍然强有力的支配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而且业已成为当今中国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渊籔。
在一个官僚体制最早熟，历史也最悠久的国家中改革（在这种传统中，官僚体系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不管它表面上如何标榜）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和路径，或许是一种历史惯性。但对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改革来说，显然具有某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讥讽成分。这种改革在财富分配上的不道德、不正义甚至在当时就开始引发了强烈的义愤。
在1980年代末期，随着城市改革进程的艰难推进，中国历史上最新一次阶层分化已告肇始。社会阶层在建政前30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同质结构开始瓦解，受损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新景观。换句话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全体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是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中国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改革了。
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再一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人们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站在“共同富裕”来理解改革，而更多是以“现在是否对我有利”来反对或者支持改革；人们不再以是否促进整体福利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很显然，从现在伊始，改革开始被短期化了，零散化了。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已经发动的“分权改革”逻辑。腐败的规模开始扩大，在性质上也越来越系统化；社会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贫富差别渐次浮现。虽然这些问题在当时不及今日中国之万一，但对一个刚刚从极端强调平等和公正（不管它实际如何）社会中走出来的民族来说，这足以使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变得异常脆弱。
1988年席卷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剧烈通胀及抢购风潮，更使民众对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满紧张和不安。改革，已然进入了一个阴云密布的时代。
终于，这种紧张、不安和愤怒情绪在1989年四月到6月的那个春夏之交得到了一次集体性的充分释放。然而这一把冲天大火却是以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烈的悲剧为代价的。它至今仍然折磨着许多亲历者的神经，让人战栗而痛苦。作为社会理想和民众情绪的代言者，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了“天安门运动”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却凸现了这个时代的两面性。
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已经取得改革成果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城市改革中所带来的种种矛盾深深苦恼。他们急切的想找到一个全面系统的方案，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而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快速膨胀的独立意识使他们走到改革前台的心情变得尤为迫切。作为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中枢，中国知识分子以几乎只觉的形式认定，中国改革需要全面、系统的推进。尽管当时许多系统化的、理性的改革方案为这场运动必然带有的抗议色彩和道德义愤所掩盖，但今天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或许还将继续证明），天安门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历史远见。但这种远见与当时中国各阶层的实际需要和认识相比，仍然有相当差距。
这就使得中国知识界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必然具有操作上的空中阁楼的意味。
仔细分析“天安门运动”，我们会发现者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借助这场运动，中国民众实际想做的，仅仅是表达抗议，舒缓不安，发泄不满，而中国知识分子却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激进改革方案的全面支持。显然，中国学生所要表达的已经远远超过中国民众所想要的。而能够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道德义愤。一场具有技巧的绝食所激发出的广泛同情，使学生与民众的联盟规模刹那间扩充到了极致。然而，一场仅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来的联盟注定是短暂的。而两种明显不同的诉求在一个必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群众运动中被结合在一起，则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悲剧。
从对政府改革路线的热烈呼应，到1989年直接与政府走向街头对抗，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完成了一个急促成长的过程。这种成长的显著特征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高涨。“文化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摧残，使他们摆脱政府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通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速成”式民主教育，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当时已经构造完毕。所以在与当局在初期改革短暂唱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就在城市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找到了独立表演的空间。
他们开始不时以公开和半空开的形式批评政府的改革失误和改革速度，这种批评在1988年年末实际上已经达到高潮。在那个冬天，几乎所有名牌大学的校园中都已经蠢动着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气氛，各色政治沙龙和研讨会接踵而来。胡耀邦的辞世为这种激情找到一条恰当不过的通道，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抗议运动腾空而起。
“天安门运动”与其说是当时充斥中国社会紧张不安情绪的一次集体宣泄，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一次“君子报仇”式的总清算。虽然有表面上的广泛参与，但这并妨碍我们判断：这是一次纯粹知识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包办了这个运动的几乎全部。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主意愿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上不成熟形成了相当刺眼的对比。企图依靠一场大规模的危机来催生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甚至一步而得到民主制度，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大众。中国民众的确在“天安门运动”中提供了支持，但这种仅仅陷于道义的支持却被群众运动固有的热闹和情绪色彩戏渲染为一种联盟。这是一个假象。当时一位学生领袖与西方记者的一次谈话非常准确说出了这个“联盟”的基础，他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比起其他学生领袖对局势的幼稚判断来说，这位学生领袖表现出了难得的清醒。而恰恰是这种清醒暴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将学生与其他阶层联系起来的真实基础仅仅是一种“同情”。仅仅靠一种“同情”而不是靠一种真实的利益认同来形成一种联盟，其达成目标的概率几乎为零。
可以断言，“天安门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从事政治运动的一个顶峰。
它同时也意味着全民民主运动这一奇特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彻底消失，意味着民主“危机生长战略”的失败。在危机中争取到的民主，可能因为危机而变得十分短暂。如果不将民主建立在扎实的阶层利益的基础之上，其脆弱性一望即知。
深入“天安门运动”的内部，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困境。作为背景，这种时代困境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内改革分子在第一阶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之后，在第二阶段显然遇到了极大的难题。他们既然无力全面系统的推进改革，便只好在城市改革一开始就构筑的陷阱中原地踏步。由于这一阶段主要是改革派主政，一切社会问题很容易被归咎为改革派的个人过错，各种社会问题的累积实际上就等于是改革者个人“罪状”的累积。改革派背负的这个包袱在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之后，开始变得日益沉重。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对手的伏击圈，剩下的只是时机的选择。这个时机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趋于成熟。改革派的失势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所促成，而是在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相继去职，使中共在第一阶段改革中所确立的主流改革集团元气大伤。除了邓小平仍然能够凭借“总设计师”及“革命元老”的超然地位而勉力维持之外，所有改革派的中坚人物几乎无一幸免。邓的这种孤苦境地特别能够说明，他为什么要在“天安门事件”仅仅过去两年之后便要不顾高龄，只身南下，为他的改革摆出决斗的姿态。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经“89天安门”一役，邓小平虽然还是那个邓小平，但邓的改革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1978年发起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话，那么89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
这种变化既出于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出于党内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邓，已不再具有那种克里斯马的领袖魅力。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如此狭隘意义上改革路径，纵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却根本背离了中国改革起初具有也应改具有的道德意义，其未来之险峻、坎坷可以想见。就这样，“89天安门”悲剧决定性地剥夺了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丝理想主义色彩，这场源自1978年末期的伟大革命将彻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变成了一种纯粹但充满野蛮、原始色彩的经济冲动。毫无疑问，这强化了本来就深深嵌入中国改革之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
然而，改革派在1989年的失利并不等于保守派的成功。保守派虽然在人事上取得了优势，但他们仍然缺乏清晰和得力的政策方案。这一点，一直是中共保守精英们的致命伤。
中共保守主义精英分子一开始便以强调经济稳定作为其主要主张，但这一点却始终无法与邓小平已经赢得巨大合法性的市场改革融合起来。这种以行政命令方式实现的经济稳定不仅成本极高，而且与邓小平的市场取向明显冲突。中共保守主义精英在1989年6月之后主控经济政策两年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期间，虽然经济以硬着陆的方式实现了稳定，但其确定的“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等一系列政策，不仅引起沿海开放地区和乡镇企业的普遍反感，也使中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普遍认为在1992年之后才发生的剧烈通货膨胀，实际上早已经在1990～1991年间便种下了祸根。事实是，1990～1991年之间也是广义货币增长最快的年份之一，1991年的投资品价格上涨已经达到两位数。如此看来，中共保守主义精英要想在中国的未来进程种赢得一席之地，只能冀望于更加成熟，更加专业化的新一代传人了。中共保守主义在经济上的明显缺乏章法以及无所作为，使他们在1989年赢得的胜利变得十分短暂和脆弱。
不出所料，蛰伏两年多之后的邓小平以一种闪电式的突袭结束了保守主义精英的蜜月。他亲自上阵，用更加系统的市场观点重新诠释他的改革，简单而坚定的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必须到来。然而，诚如前述，此改革已非彼改革。中国改革开始在中国政治逻辑指给它的那条险路上发力冲刺。
作者：袁剑
来源：奇迹的黄昏
原题：第一章 飞向应许之地
二、蹒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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