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祥，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位下岗工人。20多年前，他与许多知识青年一起，从江苏北部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回到了这座城市。然后，他进入一家皮鞋厂做了一名工人。从农民变成工人，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阶层转换。按照中国社会学家的划分方法，傅祥实际上已经跻身于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行列。的确，在这座历史上以繁华和富庶著名的中国城市中，傅祥的日子虽然远远算不上“中产”，但与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经赋予了他某种职业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义所寄托的那样，稳定而安详。在整个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静的。进入90年代之后，皮鞋厂的困境日甚一日，用卖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终于，傅祥下岗了。现在，傅祥住在他那间父亲留下来的已经残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领取190元的下岗“工资”。傅祥的这间住所阴冷而潮湿，为了节省开支，傅祥在晚上已经很少使用电灯了。傅祥已经结过两次婚，白天，他经常将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年纪很小的儿子独自锁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的眼光中，经过20多年的变化，傅祥已经彻底的沉入了中国社会的底层。
在接近60岁的时候，他的未来似乎变得一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于这座城市一个十分古老的街区。据说，这个街区是几百年前清兵火烧扬州时仅存的十八户人家，故名“十八家”。这个非常有历史的街区，这一次又通过傅祥的经历，演绎着中国最新近的一段历史。见证过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经历只是中国最新一轮剧烈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
这种悲喜剧，正在中国广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写同一本书的同一章节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同质社会迅速的走向一个层次分明的社会；从一个差别很小的社会演变成一个差别急剧放大的社会。差别的形成过程正是一个社会内部能量聚集的过程。可以想象，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巨大社会中重新分层并制造令人目眩的财富差别，风险将是巨大的。那么这种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掠夺色彩的重新分配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中国社会从此走向良性循环的契机，还是重新蹈入历史灾难的又一个拐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面对，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刺眼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给我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我们将看到肮脏混乱的贫民窟和富豪盈门的高级俱乐部所构成的鲜明对比。”八年之后，傅祥的生活变化证实了这个预言。只不过，傅祥以及其他个案所显示出的绝对贫困程度，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估计。
在经历了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工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领导一切”的主宰地位跌落到今天几乎社会最底层的地步。1992年之后，这个跌落的过程开始加速，至今没有停顿的迹象。如果说1992年之前，这个过程只是以某种缓慢、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在1992年之后，这个过程就变得清晰可辨了。这种加速的变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工人正在开始产生某种质变性的心理冲击。
把工人夸张和吹捧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张声势，但中国工人在改革之前的优越地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那个时代，与农民相比，工人是一种身份，是一种城里人的标志。与知识分子相比，则更是一种政治待遇。中国知识分子哭着喊着争取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被最高当局恩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觉得自己翻了身，免除了“异己分子”的嫌疑。但今非昔比，短短十几年过去之后，如果你再将知识分子当作工人的一部分，恐怕就不再是一种抬举，而是一种羞辱。在中国改革之前，唯一比工人优越的大概就是中国的干部阶层。即便如此，其经济上的分化和差距也是非常不起眼的。有人将中国工人比作改革前中国的类中产阶级，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中国工人的苦涩回忆。而这个昔日曾经是中国社会稳定中坚的“老中产阶级”，也正在成为中国执政者眼中的心腹大患。所有的调查都显示，工人是中国25年改革中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对于这一点，中国工人感受至深。1994年在北京八个城区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揭示，有57.9％的工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处于中等以下水平，认为自己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只有7.4％。这表明，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就对自己的地位跌落有了相当明确和一致的认识，而且评价极低。
在当时，这其实是一种预感。十年之后，中国工人的处境不仅证实了这种预感，而且变得愈发阴暗。2002年8月～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辽宁下岗工人中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8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社会公平程度较差。虽然这项调查的样本有些特殊，但却基本上代表了工人对中国改革的态度。实际上，在工潮和抗议此起彼伏的今天，此类调查多少显得有些迂腐了。（职业声望调查：报告116）然而，这究竟意味着中国工人作为一个强势集团在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还是意味着他们正在以一种被压迫者的姿态重新进行的一次集结呢？在改革之前，作为一个阶层或者一个集团的中国工人，虽然是附庸于政权的一种力量，但其阶级和集团意识却是非常强烈的。每一个工人都可以意识到他是这个集团或者这个阶级的一份子。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部分要归结为宣传机器的灌输，部分要归结为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以及身份上的明确地位和边界。改革之后，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这种自我意识逐渐瓦解了。由于职业分际在改革之后是个人地位变动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工人曾经非常强烈的阶级意识被一种朦胧的职业归属所取代。人们不再用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来解释自己在改革中的命运，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职业来解释这种变化。不过，与这种趋势同时发生但显然更加强烈的趋势则是一种无助感。在切断了与政权的传统联系，而官办工会完全成为摆设的情况下，中国工人在20多年的改革中逐渐被切割成一个个分离和孤独的个体，基本上失去了与集团、与社会的制度性联系。换言之，他们彻底失去了保护。中国工人这种自我认同的消解和危机与中国社会的碎片化趋势是一致的。事实上，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人队伍的不断萎缩，以及工人职业和人员成分的不断复杂化，都在不断削弱中国工人传统上的阶级意识。然而，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阶层，中国工人的意志不可能彻底消失，它总会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原子化的趋势发展到极至，当自由蜕变成孤苦无助的时候，人们就会有强烈的重新凝聚的需求。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工人从传统的“领导阶级”沦落为一个“受剥夺阶级”的低潮时期，也同样是他们作为一个最新的“受剥夺阶级”重新凝聚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这种趋势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失业工人是中国改革中受创最烈的那一部分，其生活水平大多已跌至绝对贫困状态。对这种让人刻骨铭心的生活变化，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位家住沈阳铁西区的失业工人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我们这些人本来是有工作的。我们有过自己的生活，我们还有过钱。因此当政府说它不能为我们所有人安排工作时，我就是不明白。”显然，这是一种夹杂着绝望的迷茫。这种情绪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中国失业工人会不会成为中国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团意识，并催生中国新型工会组织的先导者，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它肯定会显示其力量。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失业工人的数量都已经达到了爆炸的边缘。危险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群体的规模不仅将在高基数上继续膨胀，年龄结构也将日趋年轻化。与农民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可能立即沦为赤贫和饥饿状态。对此，我们恐怕很难寄希望于中国形同虚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以我们对中国分配机制的了解，如果我们能够稍微延缓中国贫富分化的零博弈趋势，可能已是最高目标。所以，由最先苏醒的中国失业工人为主导的中国工人，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又一股重要力量。这个力量并不会由于工人的职业和收入分化而彻底消失。相反，由于失业工人生存状态的绝对贫困化而会变得更加具有烈度。与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相比，中国工人可能是下层中的少数，然而，其组织性和认识能力决定了，他们可能是关键的少数。而失业工人则是这些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对这种不断汇聚，随时可能掀起风暴的社会潜流，中国领导人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隐约的察觉到。1996年，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就通过《工人日报》安抚中国工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绝对没有降低工人在企业中主人翁地位，也绝对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接着，他重申了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写进《宪法》的。江的这段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的一种隐隐的忧虑：昔日的稳定基础和忠实盟友越来越可能成为首先造反的一群。不过，这种担忧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局势。虽然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做出了种种努力，以改善中国工人的境况。但GDP迷信所造成的执政偏差，以及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恶性发展，都使局面进一步恶化。2002年一项在东北四城市对下岗工人所做的调查显示，过去5年中生活情况变坏的受访者达到6成以上，而情况变好者则微乎其微。面对这种现实，当局的安抚简直就像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对于这一点，中国工人心知肚明。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既不是什么主人翁，更不是什么领导阶级。他们只是不公正改革中的最新一个牺牲品，或者某些人眼中的“改革代价”。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多的失业，更多的压榨和更黑暗的未来。公正的看，工人尤其是传统产业工人地位的非主流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有如此之多的人陷入绝对的贫困，却很难用这样的逻辑加以解释。准确的说，中国工人受到了官僚利益集团的掠夺。这种掠夺将自己包装成一种必然的历史规律，以便让“牺牲”者们心悦诚服的接受。但显然，这只是一个谎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改革必须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牺牲必须像中国失业工人这样惨烈。
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就只能证明，这种改革不仅值得怀疑，而且必须加以反对。实际上，中国工人目前的悲惨处境根本就不是所谓历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假借改革巧取豪夺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什么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中国改革特殊政治逻辑所决定的必然。而这种改革逻辑本身却是人为的。中国东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谈到工人失业的问题时候说，“我们在清理一个历史时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说的历史时期显然是在指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将所有改革问题都归咎为“计划经济”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理论”。但在失业工人亲眼看到他们昔日的领导们在一夜之间就能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时候，他们会相信这是真的吗？在90年代中期，当中国工人第一次遭遇大规模的“下岗潮”的时候，中国城市中曾经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下岗工人自杀的故事。一个流传在湖南某地区的版本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由于很久没有吃肉，在市场上偷回了一块。当孩子的父母得知这一块肉的来历后，羞愧难当。于是，他们背着孩子在肉里面放入老鼠药，一家三口自杀身亡。当被问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时候，讲述者言之凿凿：当然是真的，就发生在我们隔壁那家停产的玻璃厂中。
在90年代中期，这种具有明显寓言结构的故事，更多的是弥漫于中国工人中焦虑情绪的一种投射，其发生的概率与其流传的广度并不相称。但现在看来，这类故事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的夸张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统计表明，失业工人在中国自杀者中占有相当比率。这说明，许多失业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经达到了他们个人的承受极限。今天，当这种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似乎却不再热衷于传播。这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悲剧，学会了残忍；也或许是人们正在准备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的确，就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而言，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对于中国工人，中国官方媒体要么大肆夸张个别人下岗之后发财致富的童话故事，要么就以一种虚伪的同情号召他们“重头再来”（中国一首广为流传，其中充斥着对失业工人廉价同情的歌曲），但却对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命运只字不提，装聋作哑。
准确的说，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逐渐缩小的其控制圈的过程。这种控制对农民和其他城市边缘阶层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禁锢；而对工人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保护（虽然它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禁锢色彩）。所以，当农民和城市边缘阶层被第一批释出控制圈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获得了自由，因而也获得了成功。
然而，当中国改革转入城市改革之后，第二批被释出控制圈的工人却远远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失去了保护。中国改革在转入城市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人逐渐被逐出保护圈的进程。如果我们以中共政治权力为核心，按所有制性质以及在权力基础中的重要性画出几个同心圆。我们就会发现，最接近政治权力核心的是国有大型企业，其次为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最外围则是各类地方的集体企业。在整个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围的地方集体企业最先失去保护。他们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经被打入另册。我们曾经预计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将是城市改革中最早的受难者，这一点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非常明确。1995年在湖北省26个县市的进行的一项失业调查现实，集体企业的职工占失业者的比率为69％，国有企业职工占31％。几乎在同时，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超过集体企业职工的一倍以上。集体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现在，城镇集体企业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他们要么破产，要么已经被“私有化”了，职工中的绝大多数都沦为了无稳定职业的城市边缘人员。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不知道集体企业为何物了。不过，集体企业职工的遭遇很快就落到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的职工头上。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了一场秘而不宣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针对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工人以极低的代价被推入社会，成为事实上的失业人员。这个过程在中国内陆省份进行得非常彻底，强盗私有化的掠夺色彩也非常充分。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便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与此同时，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却借原国有企业的土地或资产买卖成为“新富阶层”。地方国有企业与政治权力核心的距离较远，在经济上也不具备战略价值。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企业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们被抛离于政治权力的保护之外，实在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1995年，在保护成本越来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所谓“放小”正是指的这一批企业。“放”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其实质是将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包袱甩掉。这成为中国90年代中后期如火如荼的“内部人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背景。
而国有企业工人也成为了这种官僚利益集团“原始积累”的首要侵害对象。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国有、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从1990年的1.38亿人减少到1999年的9900多万人。不难推断，这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成为毫无保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贫困阶层的又一重要来源。与进城的农民工相比，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工人虽然同处中国城市社会的底层，但他们的地位落差要比农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组织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这个区别决定了，如果境况得不到改善甚至继续恶化的话，他们将是中国城市中首先点燃动荡之火的一群。事实上，中国城市中已经习以为常的静坐、示威和抗议活动，主要就是这批失业或者即将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所组织的。与无组织的农民工相比，失业工人不太可能成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体，他们主要采取群体性的威慑办法，比如集体性的上访、静坐。工人们在原来企业中所形成的群体关系（比如居住地的集中），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基础。但如果他们彻底失去了与原来群体的联系，或者这种以前形成的纽带不再能够起到最后的组织和庇护作用，失业工人的生存就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以个人的形式加剧城市中暴力活动，另一个就是结成更有效的新型组织，比如自由工会等等。这是一个很容易推导的结论。纵观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工人的抗议活动，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分散活动，在口号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当局或明显授人以柄的极端立场。他们的诉求往往是单纯的经济目标，比如要工作，要吃饭。这种诉求既合情，又合理，让人在道德上根本无法予以拒绝。即使涉及政治性诉求，也往往只是指向某个具体单位，具体个人的腐败行为，而不将这种诉求拔高到制度与体制层面。这显示了工人在中国这块特殊土壤上运作政治的娴熟技巧。不过，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中国工人的走向正在开始发生新变化。一方面是城市暴力犯罪不断高涨，其突出标志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经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跨企业、跨行业抗议活动的出现。2002年3月11日，辽宁辽阳市6个企业的5000多名工人联合行动，走上街头抗议。这次抗议活动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特点。其中最值得记录的有如下几条。第一是跨行业及企业的联合。这种联合抗议在90年代几乎从未出现过。显然，由于意识到单打独斗的无效性，中国工人们正在跨越中国共产党最为忌讳和警惕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抗议界限。与“有组织、有预谋”的特点必然联系在一起又一个特点是，辽阳抗议罕见的出现了工人领袖。这实际上是中国底层社会草根精英的雏形。
出于杀鸡禁猴和分化的一贯策略，当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领袖。中国当局这种传统策略并不高明，这很可能迫使这些底层民众走入地下，从而鼓励暴力集团的出现。
这是一条不应该再重复的常识。在辽阳抗议中所表现出来的第三个特点，是抗议的政治色彩。辽阳抗议的口号已经不再局限与纯粹的经济目标，工人们不仅要求调查市领导，厂领导，而且要求直接与中央及省负责人进行对话。很明显，工人已经开始从政治的层面来来理解自己的处境并直接诉求政治的解决方案。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困苦是一种政治压迫的直接后果。历史一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经济斗争长期没有得到合理的结果，他们就会逐渐将斗争转向政治领域。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中国工人本来就不陌生，何况，这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事实。辽阳工人抗议发生在2002年全国人大召开的同时，这个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的，这与以往那些因为意外事件被临时号召起来的抗议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似乎说明，中国的工人领袖们非常懂得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可以达到最大的政治压力效果。辽阳事件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最值得记录的工人运动。如果说辽阳事件还仅仅局限于中小型企业的话，那么，与辽阳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大庆事件则代表中国工人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延烧到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之中。2002年3月4日，中国大庆——这个在毛时代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圣地”的地方，5万名被迫买断工龄（变相失业）的工人包围了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大楼，抗议企业管理层的腐败和背信。虽然这次抗议不久即告平息，但它的规模之大，地点之特殊，却预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失业问题可能已经跃升到了新的层级、新的阶段，一个更加宏大的故事即将揭幕。像大庆这类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是最接近中国政治权力核心的部分，是现有政治权力赖以生存的命脉。只要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政治意志还存在，这些企业就会受到政治权力力所能及的保护。但大庆事件似乎表明，中共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能力和保护意愿都在逐渐减弱。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充斥着大量的冗员，企业盈利能力极其低下，这一点对国有大型企业也不例外。随着国内市场的必然放开，这些国有大型企业将直接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其被垄断利润长期掩盖着的低下的盈利能力将暴露于世界巨头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减人员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中国执政者即使有心保护，也可能无力回天。实际上，大庆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这个背景是，中国石化公司为了在国际证券市场上融资而被迫满足盈利标准。不过，大庆的遭遇可能只是中国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未来的一个写照。它不是一个发生在特殊时期特殊案例。2003年开始，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也在不动声色的大规模裁减人员，目的也是为了上司融资。四大国有银行位列中国大型垄断企业中最垄断最大型的核心。这些企业的裁员动向预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工人新一轮的失业高潮可能已经开始。裁员可能无法避免，但腐败却断然可以矫治。可以打赌，只需将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每年巨额的挥霍费用（比如养车费用，吃喝费用、出国旅游费用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奢侈浪费）转移支付给弱势阶层，中国的企业转型过程就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痛苦。可悲的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可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各地区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疯狂的国有资产出让高峰。在完全缺乏媒体监督、并购市场形同黑箱的情况下，这种国有资产出让完全可以定义为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盗窃。有许多人认为中共不愿意搞大规模的私有化，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共不愿意搞的仅仅是“大众私有化”，而对“权贵私有化”则比谁都热衷。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官僚改革的一个逻辑结果，是一桩问都不要问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早已经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怎样私有化的问题。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权贵私有化”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开，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被剥夺掉他们赖以保障的国有资产。同样可以预计，在中国社会创业成本极其高昂、社会保障系统如付阙如的条件下，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加入失业大军，然后沦为社会边缘和底层。这简直就是一场纯粹的政治灾难从总体上看，在改革之前，中国工人是一个非常主动的阶级，虽然他们同时也是一个盲从的阶级。在改革之后，中国工人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被动的阶级。
在主流媒体中，他们甚至变成了一个无声音的阶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表达渠道被堵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抱有某种单方面的幻想。这一点，在“64”事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一位深知内情的共产党干部在回忆“64”事件时，心有余悸地说，“幸亏中国工人没有整体性的介入‘64’，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人对中国改革的被动姿态。这种姿态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他们成为了中国改革中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成为了一个在政治上无效的阶级。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这种姿态与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中各种激进的“表达”，他们才成为了中国改革中除官僚利益集团之外的一个相对受益的阶层。这证明了一条中国式的真理：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中国工人没有独立的声音，他们进一步遭受侵害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然而，侵害是有底线的，中国工人的目前的处境显示：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底线。当这个底线到来的时候，中国工人的被动姿态就可能转为主动，并在政治上重新“有效”。这等于是在说，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中国底层阶级在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还将被注入一批关键的成员。如果考虑到一批边缘知识分子可能掉入这个阶层，那么，一个规模庞大，具有阶级自觉的中国底层阶级实际上已隐然成军。这将是一股巨大的山洪，一旦遇到社会或经济危机，就可能夺路奔涌。我们无法预料这个山洪会不会爆发，也无法预料它在什么时候爆发，但它以及它所携带的能量却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这是一股被长期压缩着的，具有深刻挫折感的力量。它是惰性的，但一经激活就会迸发强烈的攻击性。
不断增加的中国城市失业工人可能就是激活这股能量的一种关键成分。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中国的底层社会所涉及的人口规模了。中国城市工人的总规模大约在2.5亿左右（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除了少数境遇较好之外，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之中，其绝对的生活保障也相当脆弱。如果加上中国的农民，这个下层阶级的人数应该在9亿之上，这占到了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个下层社会虽然庞大，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之中，其自我认同的阶级意识相当模糊。显然，这并非是一个同质群体。组织手段和精英人物的匮乏，更使这个阶层处于毫无谈判和博弈能力的软弱境地，其束手就擒的受剥夺地位即由此而来。也由此，这个人口比例中的主流阶级变成了边缘，变成了与经济分配无关的人群。这与他们的素质和个人努力无关，而更多的是由于制度原因诱致的。
相对于资本、土地等要素而言，中国下层劳动力几乎无稀缺性可言。在与权力和资本的讨价还价中，他们在始终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如果再不在政治权利上加以保护，这个阶层的困苦将会日益加深。
在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阶层架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上层，一个人口巨大的市场阶级下层，而处于中间的则是那些为官僚利益集团代理租金业务的所谓白领阶层。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个庞大的充满着生存竞争的底层，进而通过这个阶层的汗水，中国不仅创造一个足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顶层，也支持了世界市场价值链地基本秩序。中国的底层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象征。恰恰相反，当人口中的70％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的时候，这个经济体系长期增长的潜力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而这个社会的稳定也注定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群开始铤而走险的现象暗示我们，中国下层社会正在又一次处于历史性的嬗变之中。中国25年的改革在物质层面上似乎是指向现代化的，但其精神层面却无异于一场反现代化的复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解释中国的阶层景观怎么会与一个旧时的王朝如此相似？一个社会的阶层景观恐怕比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更能准确的描述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这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历史中都已经得到证明。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与所有的后发国家相比，这个时间无论如何都已经不算短。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阶层结构却出现了奇怪的返祖现象，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寻常的剥夺集团。不用问，这个集团就是几乎垄断了所有总体性资源的官僚利益集团。无论是求诸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还是求诸于各种社会学研究，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一个“阶层定律”：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远近、亲疏，决定了中国人在最新一轮阶层分化中的命运。这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定律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然而，它却与现代化的文明标准背道而驰。虽然在25年的改革中，中国流传着许多阶层流动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后来，这个故事就越具有权贵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具有欺骗性。特别需要警觉的是，这个“定律”正在被不断巩固和定型为一种制度。这等于是在说，中国改革中曾经一度被打开的阶层流动窗口，正在随着中国改革的变质和终结，而被一扇扇地重新关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它意味着，中国下层阶级的困苦可能还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官僚利益集团，天生就具有掠夺的性格。果如此，我们就可能走在一次旧式革命的前夜。
由于市场扩展的困难越来越大，权力经济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向外部转嫁成本的方式来运作。向国家、向国家未来，向其他的阶层。中国的超级出口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权力经济故意导致的一个后果，他们可以人为的压低工资，（没有工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设计的后果），从而将大量的成本转嫁给中国的下层阶级。以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没有刻意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国的出口模式根本就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的城市经济与国际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而与中国庞大的下层阶级完全无关了。
作者：袁剑
来源：奇迹的黄昏
原题：第三章 新阶级，旧景观
三、工人，关键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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