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惊人的爆发力将中国推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
以此为起点，13亿中国人被一同送入了“后改革时代”。
正像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著名报道所流露出的兴奋一样，许多中国人曾为这个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彷佛一个新的创世纪的神话就要发生。
一切都将按照安排好的寓言结构依次到来。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故事是如此的曲折，这七天又是如此漫长，这未来可能并非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改革之船将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海域中风雨飘摇。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据称由邓小平发明的经典语录，在文化革命中饱受围剿之后，1978年之后却大行其道。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话直白通俗，而实在是因为它扣合了毛泽东之后的世俗主义时代精神。不管这句话是不是邓发明的，将发明权归于邓小平都是名至实归。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领袖中实用主义的典范人物，有人将邓的理论戏谑的概括为“猫”论。这种概括虽然传神，但却很难传达出时代的具体内容。
分析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我们能够发现两个鲜明的主题，或者说两个一以贯之的目标：一是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位的，用邓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而是政治及社会稳定。在邓那里，稳定被看作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
尤其是在89年之后，稳定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须首先满足的条件被提高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纵观邓小平的改革，我们容易看到，邓始终是在经济增长合稳定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
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邓小平显然比毛泽东更注重稳定及秩序。他曾经以典型的邓式语言得出结论：“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的社会是没有办法搞建设的。在邓看来，所谓稳定，首先是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是他赖以推动改革的官僚权力体系的稳定。“只要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中国社会的稳定似乎就是囊中之物，探手可得。这个推论在改革初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完好的全能政治国家的时候，显然是正确的。这当然也是邓从文革及89年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经验。
在邓眼中，文革合1989年的动荡无不是从共产党内部的争执所引发的。所以，与其说邓小平注重政治及社会稳定，倒不如说他看重共产党本身的稳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执行机器的稳定。这两样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那里，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与稳定相比，经济增长对邓小平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作为一个亲历中国长期落后的世纪老人，邓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寻常的迫切心情。这种迫切心情是我们有理由将邓归于中国的头号增长论者。邓对经济增长的渴望，我们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为此，邓甚至多次冒险逾越政治稳定的雷区。很多人还可能清晰记得在1988年物价闯关之前，邓曾经一反他平实、从不故作危言的个人风格，明确警告中国人，要“准备进入风高浪急的大海”。这说明邓对物价闯关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风暴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文革仅仅十年之后，邓就准备为经济增长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足见他对快速经济增长的迫切心情。这种迫切在苏东巨变之后达到了顶峰。在屡次暗示合催促无效之后，邓不惜违背不再干政的诺言，以高龄之躯南下，直接向他的人民发出动员。这应该就是1992年邓“南巡”的由来。联想到毛泽东晚年多次极其相似的南下经历，我们可以想象，邓心中一定充满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深迷惑。有理由相信，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很可能破坏1989年之后好不容易恢护的稳定局面。但1989年之后几年令人沮丧的经济增长现实，可能已使他忍无可忍。或许，这是一种刻意的弥补。
正是在稳定与增长两项苛刻的约束条件所构成的狭窄改革通道之中，邓一开始便采取了依靠官僚权力体系来推动改革的路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1989年之后，这条本来就狭窄的路径变得更为狭窄。换句话说，随着89年之后中国领袖们对社会不稳定之容忍度的进一步降低，对经济增长胃口随之被大大提高。）邓的这种路径选择与毛泽东大异其趣。毛非常轻视官僚体系，他甚至从不掩饰这种蔑视。与邓相比，毛更迷信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及群众的创造热情。这当然同样出自毛非凡的个人经历。从毛作为一个年轻学生开始一直到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毛从来就是一个对大众具有十足诱惑力的鼓动家。而他从穷乡僻壤发动传奇革命的成功经历，更是毛轻蔑城市官僚体系充足自信的基础。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使用他最驾轻就熟的群众运动方式，一举架空官僚体系就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了。把毛漫画成一个仅仅热衷于利用群众运动来从事政治争斗的阴谋家是不确切的，大跃进就是毛利用同样方式来达成经济增长的一个显例。从这个角度讲，毛与邓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热衷者，其区别仅仅在于方式的不同。当然，邓对经济增长有更加人性化的理解。
从邓的历史位置和个人性格出发，用现存的官僚体系（政治权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肯定是最佳路径。其实，这也是政治现实赋予邓的唯一改革路径。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官僚体系（包括政府的各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来组织、推动、参与经济活动。在邓及其他共产党领袖看来，这种路径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全其美之策，是工具理性上的最优选择。不过，由于任何官僚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隐含意义就可能变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和扩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一个对官僚政治体系完全缺乏监督的国家中，这个改革路径特别容易向后一种改革蜕化。1992年之后，从政治改革中开辟合法性之路被完全阻塞，经济增长随即上升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只要声称推动了经济增长，官僚体系的任何作为就立刻获得了合法性保障，不管这种经济增长是用如何取得的，也不管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如何脆弱和虚假，更无需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实际分配后果负责。这大概就是90年代之后提拔标准越来越“GDP化”的来由。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模式意味着，只要官僚体系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任何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及改造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因此是“非法”的。如此，92年代之后的改革就变成了官僚体系的自我解释、自我证明过程。官僚政治体系完全将改革价值的阐释权垄断在了自己手中。这种垄断最终造就了官僚政治权力在整个90年代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泛滥性参与。
邓小平可能没有料到，这种看上去十分完美的工具理性选择，却恰恰是扭曲改革价值理性主要原因。邓更没有料到的是，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这种模式对改革价值的腐蚀，竟然可以走得如此之远。
说邓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改革模式的弊端是不公平的。有证据表明，在80年代，邓曾数次谨慎与试探性的提出过政治改革的设想。1986年，邓小平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他甚至为这种全面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限：“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很不幸，邓继承的正是这种制度。（容易观察到，与其他价值相比，经济增长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无疑是一个核心价值。作为一个亲历过中国长期落后的世纪老人，邓小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心情。经济增长的这种至高地位在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在邓看来，无论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还是其他什么价值，都只是工具性的从属价值，而不是独立的建构性价值。如果其他目标或者价值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的话，那就只能被搁置或者抛弃。正是从这种工具理性出发，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彻底断绝了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念头。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史上头号的增长论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反复了。在邓那里，政治改革不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他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发现，政治改革可能对经济增长构成损害的时候，他就果断而彻底的断绝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念头。引证阮铭书籍；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无论是因为政治的现实格局所限，还是由于邓没有看清传统改革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极限，邓最后完全放弃了为其改革及时注入新鲜动力的努力。直到“天安门事件”将改革严重的价值缺陷暴露出来为止。而那时，邓已经彻底失去了改造政治系统的能力，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点石成金的邓小平了，他手中剩下的唯一王牌就是经济增长为改革带来的合法性，而其改革的合法性则完全维系于是否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这其实是邓式改革全面失势的一个明确信号。这样，92年之后的改革便只好带着它完全变质的可能性并凭借经济增长所赋予它的强大惯性一路走到今天。
从某种角度上说，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打破旧有的导致低效率的分配制度，并确立一种能持久推动经济成长和经济创新的合理分配制度。然而这一目标在导入城市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后，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事实上，在1992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旧的分配制度却以新的面貌开始加速运转。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而这种反改革的分配制度正是改革发誓要首先革除的。遗憾的是，这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恶习却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掩护之下不断得到了强化。在中国民间，对待任何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流行策略便是：先看看当官的如何动。其潜台词无非是说，改革总是为官僚带来利益。在失去了对改革的解释权和修正权之后，这大概是许多中国人对改革最无奈的“理性”行动。不仅如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由于没有官僚权力的天然凭借，他们要么拼命挤入政治权力狭小的分赃圈子；要么以他人为地狱，一逞个人的财富之欲。一场赤裸裸的财富零合游戏在中国民间展开。对于这种现象，一位朋友曾经辛辣的评论到：“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92年之后，中国大众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疏离于他们曾经热切期望的改革，而改革又是何种程度上成为日益悬浮于其本来意义之外的空洞字眼。改革显然已经在加速霉变。改革的这种实践与其说是导致了一批官僚的腐败，倒不如说导致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一次集体缴械。而中国改革在文化上所付出的巨大外部成本恐怕需要好几代人才能修复。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凭借其财富和权力的双重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本身。当这种体制露出它“马太效应”的冷酷面目时，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达到共同赋予”的良好愿望，不过是一位共产主义改革家的一种奇怪信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将由于其价值源泉的枯竭而油尽灯灭，并彻底失去其民间动力。
有人曾经生动的将中国改革比喻成“抢钱”。但1992年“南巡”到1990年代中期宏观调控完成之前，基本上处于“乱抢”状态。即民间、官方一起抢。这种疯狂抢钱不仅差点抢出了金融危机，也差点把中央抢空，抢成一个空架子。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重新拿回驾驭局势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准确地说只是重新回复了地方、民间及中央的权力平衡，但将钱的改革性质并没有变化，只是从以前的“乱抢”，变成有秩序的抢，变成“以权抢钱”，变成“只准我（以权）抢，不准你抢”。显然，这是更加系统的分赃手法。
一种非常流行的描述是，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但这种概括非常容易产生误导。
中国改革改革真正的秘密在于：一边创造财富，另一边不断洗钱；一边放开财富创造，另一边却紧紧以权抓住财富的分配。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渐进，就是不一次抢完，不一次分（赃）完。遮掩在“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两张矛盾面孔之下的，是以权抢钱者的持续不断地抢，持续不断地分。这显然比一次抢完或一次分完的激进手法要渐进得多。
中国这种独特改革模式在90年代的长期持续所引发了另外一个后果，即：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广泛的“权力经济”。这种用权力与资本紧密编织起来的畸形经济成分，混迹于中国漫长的改革过渡之中，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恶性肿瘤。其吞噬社会财富巨大的巨大胃口和能力将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论述。但我们首先必须清楚的是，亦官亦商的权力经济，有着极其迷人的表象，在可能的限度内，它可以创造超常的增长速度，这非常吻合中国改革模式的独特需要。权力经济创造经济增长的惊人能力，不仅证明了权力经济本身的合理性，而且也同时证明了其他改革的不必要性。权力经济在90年代实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增长魔术，迷惑了人们的眼睛的同时，也无限期的搁置了中国文化和政治改革的进程。不过，在权力经济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驰的并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它的另外一面则可能是：末路狂奔。因为，这个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从各方面悄悄的撕裂这个国家。
权力经济的超速发展，是以官僚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单向输出为手段的。中国改革模式一方面无限制的放开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输出，企图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快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绝对封闭社会对政治体系的输入。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说就是“不争论”，即用“压制”的手段消灭在改革问题上的观念竞争，以确保其经济增长目标不受到损害。邓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背景是为了“防左”，这从邓小平的个人历史经验来看显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在屏蔽了“左”的损害的同时，中国改革也失去了所有的修正可能。于是，中国人便只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官僚政治体系以神圣经济增长名义所进行的任何改革。而经常的情况则是，那些以改革或者经济增长名义所进行的政治性输出往往私下携带着官僚体系对本集团利益的强烈冲动。而这种冲动表现在下层政权中，经常就是野蛮的掠夺。这样，中国的改革中便呈现出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政治权力体系不断加大对社会的输出，并引发各种严重问题；同时，封闭的政治体系的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输入压力，这个压力在进入90年代之后逐渐聚集起来。期望用快速经济增长来舒解这种压力是一种非常可疑的办法，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可以自动消灭这些社会问题。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甚至表明：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掩盖在平均增长数字之下的，往往是不易察觉的相对剥夺感。而正是这种相对剥夺感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转型社会最大的稳定隐患。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是他们天生喜欢寡，而是他们害怕相对剥夺。对于一个特别善于压抑自己情绪的中国社会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那些被剥夺者的忍气吞声，一付逆来顺受的样子。因为这等于告诉执政者，他们准备秋后算总帐。这种沉默的另外一个危险含义是：他们可能采取非制度性的手段来剥夺剥夺者。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固定情节的血腥剧目。相形之下，那种看上去声势浩大，但显然具有娱乐性质的现代游行，实际上并不值得担心。在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已经上升到相当敏感的程度。1995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年收入在1200元之下的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达到1200万之众。任何一个在中国城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1200元的年收入意味着什么。显然，贫困或者绝对贫困这类字眼在这种残酷事实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1994年江苏某报的一篇报道说，某地区由于缺粮，老鼠纷纷窜上车道自杀。寓言从来就不以真实作为基础，这则报道应该也不会例外。但这篇报道中所潜藏着的“缺粮——自杀”的典型寓言结构，则让我们深刻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对未来的严重不安情绪，而这种不安正在激发部分民众对生活的黑暗想象。
很清楚，迟至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社会群体已被抛离中国疾驰的改革列车，他们对改革产生了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症。这种在后改革时期逐渐蔓延的改革综合症严重削弱了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并开始直接威胁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稳定。不过，对稳定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已经初具规模的贫困人口，而来自于我们根本无力舒缓这些贫困阶级的痛苦，来自于我们根本无力阻止这个阶级的大规模复制。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后备军庞大得惊人。大量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所可能带来的失业工人，浪潮一般涌向城市的失业农民，都将在未来某个时候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决定性挑战。对此，有人寄望于中国毫无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看一看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及各级官僚争先恐后加入的世纪末奢侈竞赛，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在道德上，我们都没有做好起码的准备。（当时的一则报道清楚的显露了地方政府在对待贫困问题上的儿戏心态，在号称中国最富庶地区的广州，市政府为了救济3万贫困人口拿出了60万元救济款。显然，这仅仅只具有做秀的意义，因为平均每人20元的救济款大概只相当于来回的交通费用。）或许，最能震撼后改革时期社会稳定局面的，莫过于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但同样紧迫的利益诉求。他们一齐汇聚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之门，构成对封闭政治体系的空前压力。经过20年改革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已经日益成熟，他们虽然得失不一、诉求相异，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本集团的利益具有第一优先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完全封闭了政治参与的权力体系仅仅代表着传统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多少说明，中国的执政体系仍然沉溺于革命时代的“全民党”幻觉之中。他们似乎无法理解这种新的政治形态，企图用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调和、折中、平衡这些利益冲突。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可能要比领袖的奇禀异赋可靠也可求得多。1992年“十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一个20字方针，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这个面面俱到的方针中，明显凝聚了中共领袖们的某种均衡发展的远虑。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将这种调和诉诸于一种制度。他们仍然准备借助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度过难关。但事实却是，从1992年到1995年，这20字方针强调的重心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从强调发展到强调改革再到强调稳定。这不啻于说明，现有的政治体系已经很难应付远为复杂的利益冲突。一个分化了的并将继续分化的社会，一个大量的冲突资源都已经逸出了传统政治系统的社会，是不能用传统政治刹车的方式来加以调控的。在邓小平的理解中，党内的稳定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但在社会阶层日渐分化的后改革时期，他的这种传统理解遇到了巨大的难题。
因为尖锐的社会冲突必然以某种方式扩散到决策体系内部，并在其中导致裂痕。
如果不能迅速改造传统的政治体系，以容纳更多阶层的利益表达，改革赖以生存的“稳定”，必将成为一条河床不断抬高的悬河。河床垒得越高，其崩溃的摧毁力也就越大。这大概不需要更多的论证。90年代中期的社会失序事实上已经以中国这一代执政者并不熟悉的方式预告：“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并不足以保证天下太平。因为政治系统稳定与社会系统稳定的传统同步性已经成为过时的皇历。（以上部分为1996年年初所写）遗憾的是，深嵌于中国改革逻辑中的体制惯性并没有因为巨人的离去而改变甚至稍微放慢脚步。1997年2月19日，中国人目送邓的西去，心情复杂。相信，即便那些反对邓的人也会承认，他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洞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目眩神迷，几乎来不及思考。听到邓辞世消息的第二天，一位年轻人急急告别他刚刚出生的女儿，行色匆匆的从南京飞往深圳。此刻，他神情忧虑，担心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利空给股票市场带来的冲击。这位年轻人正是作者本人。他心理非常清楚邓的离去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不过，仅仅经过刹那间的惊恐和短暂的犹疑，中国的改革列车即加大油门、重新向前。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出现了：在仅仅一天的恐慌性下跌之后，中国股市便止跌回升，旋即在2个多月之后，创造中国股市当时的历史新高。这种走势让所有的人都无比惊讶。
然而，这与其说暗示了一个民族已经长大，不再需要伟人的扶持，倒不如说暗示了一种机制已然型构完毕，要加速度地按自己的意愿开花结果。很明显，带有先天缺陷的中国改革正在成为一种定型的制度被巩固并确立下来。几乎与邓逝世同时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一个著名事件，清楚的揭示了邓的继承者们的无能为力。
1996年年底，当中国股市疯狂上涨的时候，朱鎔基——这位在邓之后最让人着迷的政治领袖，以他的铁腕将中国股市连续敲出好几个跌停板。但在半年之后的次年5月，中国证券市场就用更加狂热的姿态嘲讽了他。这种结局不仅使邓的逝世显得特别像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也使朱鎔基的铁腕变成了徒唤奈何的笑柄。
这个故事隐喻的是，在1990年中期的时候，以权力为核心，以资本为面目的中国权力经济已经发育得相当强大。其典型表现就是各种具有金融控股性质的大型财阀的出现。这种类金融控股公司贯通地方和中央，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面目，正在成为一种“自觉”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自己的利益有清醒的意识，四处搜寻着掠夺的猎物，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999年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5.19”行情，就是这种力量主动“创造条件”大干快上的经典之作。显然，改革本身已经变成一种迅猛向前的畸形体制，邓的继承者必须与它赛跑。这种以个人意志力量为底线的赛跑，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而比赛的范围如此广泛，领导人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了。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97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前20年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逐渐系统化、结构化的呈现出来。城市化进程缓慢如初，农民仍然以天文数字被禁锢在土地上；城市失业浪潮势不可挡；腐败以溃烂的形式四处蔓延，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一直潜伏在中国改革中的病灶正在进入全面发作状态。于是，中国领导人变成了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对“改革”的改革只好无限期搁置。这一时期，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恶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假象开始幻灭，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再能单单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且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个荒诞的经济逻辑在经济史中出现了：不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社会就不能稳定。这并非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者在自我吓唬，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等一系列曾经被速度掩盖的问题就将大白于天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位中国经济领导人在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时候曾经感叹到，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国经济早就崩溃了。这种评价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但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没有7％以上的增长速度就要出大故障，这个经济体不是脆弱到以至于荒谬吗？这种脆弱显然不能用中国严苛的资源约束来解释，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及由改革所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去寻找。有趣的是，由于经济的自发增长机制远远没有形成（中国民间投资从1998年以来一直不能启动就是明证），对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要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必须从财政、金融等多方面加大政府吸取民间资源的力度。而在现有体制下，这种竭泽而渔方式所造成的大部分负担必然落在弱势阶级身上（1998年之后，中国农村、失业等诸问题的显性化，都与此相关）。换言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制造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模式走向最后衰竭的明确信号。
公允地说，在既定的体制舞台上，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可能已经做到最好了。
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舞台本身。他们只能在这个体制中，尽可能的利用这个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资源，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至于突然减速和停摆。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使更使这种压力大大增加。我们看到，1997年之后，中国最具英雄色彩的经济管理者朱鎔基先生的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这种努力之中。清楚的是，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这种努力只具有相当有限的战术意义。或许，我们不能渴求于这些领导人，连邓小平本人都望而生畏的工程，我们又怎么能期望那些权威资源远为不济的后来者呢？1980年代初，邓小平在复出之初，曾经一度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到过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在改革顺序上也具有相当的优先性。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最著名的受害人之一（对此他一定刻骨铭心），他有强烈的理由这样做。或许是经济增长在他心理的分量太重，也或许是他想将这个任务留给更为睿智的下一代领导人，邓在这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犹豫了，并最后退却了。无论是从个人的经验及智慧，还是从个人权威所造就的政治位势，邓小平都是毛之后有可能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最佳甚至是唯一人选。如果邓都不能有效约束和说服官僚体系以同意他的全面改造，那又有谁能够这样做呢？但邓可能很难想到，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而历史一旦按照另一种路径展开，其惯性就会大的惊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的继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惯性的囚徒。他们可以做的仅仅是在这个既定的轨道（邓与官僚体制博弈之后所选定的最终改革路径）上延续改革，直到将这个体制提供给他们的所有可能资源全部消耗完毕为止。毕竟，英雄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然而，一个显见的困窘是，后改革时代所消耗的时间越长，资源越多，那么，新一代领导人可用于启动新革命的本钱就越少，腾挪的余地就会越狭窄。，总的来说，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这十年中，中国建立了一些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管理框架，比如财政、金融体系。
按照一种更加通俗的范式，这就是说，中国在这十年中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上层结构。比之1980年代，中国的上层管理结构具有了更加浓厚的专业化色彩。也正是凭借这些在90年代中期建立的资源配置工具，通过对资源大规模行政调配和诱导，中国领导人在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期竭力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勉强维持了改革的合法性基础。由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有垄断性质，中国宏观管理当局吸取资源的能力极其惊人，而这种能力因为民间财富尤其是居民储蓄的高速积累而被加倍放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某种增长和表面繁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奇迹。换言之，这种增长仍然是某种行政主导增长的变异，而不是消费者主导的自主增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对这个增长奇迹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都为这种怀疑提供了有力证据。潜藏于这种增长中的浪费、腐败和低效率将在未来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目前的可悲处境，强烈的暗示了我们未来可能遭遇的经济动荡。
中国上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基本上停顿了，这倒不是说，这个进程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这个进程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党政分离、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产管理，司法体系等诸多方面，中国上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竟其全功。在这里，中国上层结构的改革显然遇到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坚硬内壳。这种迟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90年代后期，高速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压迫性约束，他们已经无暇顾及。与上层结构的有限进展相比，中国下层结构的发育则付之阙如。我们所说的下层结构，是指那种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的，并且具有现代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主体。这虽然牵涉到长期和复杂的文化转型（毫无疑问，这也是社会转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但明显的是，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非常微不足道。相反，这种文化转型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抑。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相称责任意识的公民（企业、组织），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改革视野中（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相反，这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微观基础。一个没有健康、强大的微观主体的经济体系，其前途肯定是黯淡的。当宏观手段不堪利用的时候，这一致命缺陷就会充分暴露它的破坏性。与下层机构的发展相平行，中国横向中介组织和结构的发育也相当滞后。这使中国的现代化体系中又短缺了一根关键的链条，作为沟通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协调社会行动的现代化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环扣，现代市场经济是很难正常运转的。而这种组织也恰恰是历代中国领袖不熟悉因而也最为恐惧的。虽然在这十年中，中国各种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但其基本特色仍然是凭借权力寻租，其功能也不过是增加了一道寻租层次。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中国，一个律师如果没有与法院的“良好关系”，其打赢官司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只有在相当罕见的场合，中国的律师业才具有专业和正义的色彩。当向法官行贿成为律师们的主要工作时，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在从事某种神圣的职业。更多的可能是，人们会想起中国历代以来就名声恶劣的讼棍。律师如此，会计师、官办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也不遑多让。太多的丑闻不仅败坏了这些中介组织的名声，也使社会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心降低到了最低点。这个情况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些组织大体都具有与官方联系紧密的“权力”色彩，但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现代化之路就很可能被完全阻断。从这个角度看，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的判断是相当轻率的，完全不足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的真实凭据。
与这些观察者的判断可能正好相反，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并没有得到了市民社会，仅仅得到了数量庞大的原子化个体（100年之前，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仅仅得到了四处泛滥的向野蛮返祖的利益冲动，而由此构成的利益博弈带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它倾向于零和的掠夺，而不是多赢的竞合。这种微观基础组成的经济体，其自我维持和自我生存能力微乎其微。历史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一群仅仅具备贪婪欲望的原始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自动的创造出神奇的现代资本主义。这种神话只存在于某些固执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的臆想之中，从来就没有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中。
如果我们将中国改革比作一场游戏的话，那么经过20多年漫长的改革，我们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被淘汰出局，改革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他们是丛林之中的获胜者，他们因而必须垄断战利品的全部分配。然而，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丛林社会，文明社会的底线不可能轻易沦丧，一旦触及这个底线，社会的剧痛就必然激起报复性的反弹。虽然在1992年之后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我们这一代人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新事物，有待于我们去洞察和辨识，但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逻辑却一直在主导潮流并贯穿始终。换言之，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如果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偏好不是中性的，那么政府的中性就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察觉的是，官僚利益集团的最大化往往被包裹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中性形象之中。这其实就是整个后改革时代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之下，政府行为的两个趋势就变得至为明显。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能（官僚体系经常成为经济增长的经纪，这在政府招商引资的积极表现上体现得非常突出）被不断强化，另外一方面则是，政府提供公共品职能被不断弱化。这种趋势在以后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指出这一点，我们是想表明，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改革（如果它的目标是指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话），并不像其奇迹般的GDP所显示的那样，已然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轨道。其现有的成果，也完全有丧失的可能。现代化之路远不是一条启动了就必然一路向前的历史路径，它完全可能被突然中断或被锁入歧路。对于中国改革来说，后面一种危险相当之大。
中共十六大之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很明显，他们也像邓小平那样，将最为艰难的改革留给了继承者们。然而，新一代领袖们真的就有了更好的历史际遇吗？他们真的就能够为自己开辟新的舞台吗？
作者：袁剑
来源：奇迹的黄昏
原题：第一章 飞向应许之地
三、后改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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