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热乎的人血馒头，也会凉下来，比如雷洋案。
家属短信告知代理律师陈有西团队，“很抱歉，由于我们自己的原因，压力太大，漫长的诉讼耗费的心力，超出我们尤其是两位老人的承受范围，所以我们已经商议协调，放弃所有诉讼。”
这个收场，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家属的放弃，我认为无可非议。除了死去的雷洋，他们并不对任何人承担道德责任。继续维权，道义上会继续得分，但这正如潜入深海，不断深入，压力和恐惧便会不断剧增。总得要抽身，早晚而已。
在不少公共事件的发言中，很多人喜欢骂我苛责他人，鼓吹牺牲啥的。这些低级的栽赃见多了，我也懒得解释，毕竟让蠢货继续愚蠢，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不鼓励牺牲，相反，我会建议不太有勇气的朋友，最好选择一个更舒服的卧姿，以度过这漫漫的乱世。
所有抗争，首先是人与自身本能的搏斗。倘若在一些热点事件中，从方式到内容，都被本能的恐惧和贪婪控制，先被现实考量盘算一遍，搞得那维权名不正言不顺，亲缘化、圈子化，去公共性、反政治化，最后清仓止损或止盈，落袋为安，是在是国人之常情。
我见过无数访民，早就被整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了，可是上访信上的那套话术，还是跟县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述职报告差不多。这些人是可怜的，可是除了拽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还能说他们什么。
我曾经历过不少被维权者当成要价筹码的采访，偶尔还会被出卖。5年前，我和朱孝顶律师参与过一起八旬老太抗拆自焚案。律师和记者的介入，只不过被视作赔偿金的溢价杠杆。官民双方谈拢后，都不再接我们俩的电话。在神奇国度里，我本无语，所介意的是，那位死亡老太太的孙女，我借给她一支录音笔取证。在我的催要下，她在微博私信里答应快递归还，自此没了下文。我恶毒地揣测下，她估计在谈判桌上把录音笔给了官方，以展示她息事宁人的诚意。
电影《驴得水》中，三民主义小学校的几位老师投身教育，为了匡救国民的“愚弱贪私”。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显示，他们的“愚弱贪私”，并不比他们的启蒙对象少。而这，也是中国目前知识精英阶层的通病。精英堕落的标志，或许不是指责群众的堕落，而是他们在指责的时候，宣称自己是个例外。
雷洋案中，就涌现一大群如此堕落的精英。我前天推送《LY校友团，让我想起聂树斌家的锦旗》一文，所遭遇的批评，就是这些人无知又不知耻的表现。在该文中，我先提到了那篇奇文，《人大、清华为何让我重拾敬仰》，（校友团）“是长期以来对身外之事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的全面觉醒……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毫无疑问，离不开这一代人大、清华人。”
现在看来，从目的，到路径，再到结果，校友团承当得起这么泪水汪汪的褒奖吗？他们低贱的话术，在陈情书中已一览无遗。我说他们跟山野访民在骨子里没啥两样，以朱学东老师为代表的精英就恶狠狠地骂我。唉，你们读了那么多书，老年斑都长出来了，就不能有一说一讲点道理吗？
从论辩应有的规则和礼仪来说，对我最对版的反驳，应该说那陈情书庄敬自强，不妥协、不放弃，彰显了一群现代公民对法治文明的无上追求。除此，谈风险谈形势谈策略，都是街巷泼妇的辩论套路。我最烦人谈策略，策略的灯芯要映照世道人心，唯有用实效做灯油供养。你们策略那么久，策略得那么狠，头都扎进尘埃里吃粪了，实效在哪里呢？
如果像我一样软骨头，就别装逼吆喝着去推进中国法治，呼唤人间正义。那是勇敢者的游戏，软骨头们投机，只能让口号与实效南辕北辙。
我支持那些理由充分的维权，做为人类，我有权利问问我失踪的朋友去了哪里，谁打死了那个无辜惨死的青年，如果假装看不到这些，会让我心理特别不适。至于受害的人是否道德君子，维权的人是否全然无辜，支持他们达成维权目标，能否促进法治建设，增益全社会的福祉，让我自己获益，一分钱一秒钟的关系都不应该有。
屡次血案的舆情显示，越是拔高维权价值，口号喊得响的人，至少在话语上越拥护体制。他们的话语技巧分两个路数：我们是顺民，别打我们；好好对待我们，社会更和谐，江山会永固。
他们为了争取大众话语的支持，都会暗示一个承诺：历经此役，我们以后在街头和家里都会更加安全，因为“他们”一定会收敛。这些话术爱好者本无履行此承诺的任何能力和诚意，却以此招摇，已构成言论场里的诈骗。他们吃着人血馒头，所争取的，不过一个安稳的顺民资格而已。
惯吃人血馒头的人，早晚连人血和馒头都得失去。拙文《从孙志刚到雷洋，死人没义务改变中国》，不妨一读。
将社会法治文明的进步，寄望于个案在台前幕后的讨价还价，再摆弄吾皇万岁小民滚钉板喊冤来了的话术，试图以更多的恭顺，换取更有尊严的对待，是贱也是蠢。
所以，我丝毫不同情为雷案结局感到别扭的人，他们对三流的东西寄予上等的期望，自身已是妥妥的三流货色。他们从未想着挣脱镣铐，他们一直乐于做其中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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