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孙志刚神话”早成绝响

从魏则西到雷洋，青年人的死亡总是令人扼腕，尤其是“人大硕士”这一符号，不仅串联起了广大新兴中产欠缺安全和救济权利的焦虑，导致话语场持续升温，也让社交媒体时代的校友政治一露峥嵘。

继人大88级部分校友的公开信之后，人大77、78级部分校友实名联署的公开信，以及西安交大88级部分校友的公开信也相继出台，将话语抗争一次又一次地推进下去。有人因此认为：“这是一场压抑很久的公民行动”，也有人因此憧憬：“雷洋事件能否成为法治国家之始”？（FT中文网评论文章）

从事件的性质来看，雷洋之死与13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很相似，都是死于警察或由警察控制的暴力之下。孙志刚事件最终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雷洋事件也让许多人燃起了类似的希望，当然，也不乏反对意见，如詹万承先生就认为，“不可能再有一个‘孙志刚’”，这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新闻报道：“调查报道基本消失了，准确的说：涉及到权力对抗的社会事件完全没有专业报道了”；

2、网络动员：“没有记者和新闻了，我们只有靠自己在微信公号里面张罗了。但是我们删帖的系统更加强大和健全了，帖子被删的更加及时了”；

3、法制维权：上书的三个博士，一个接近消声，一个流亡，一个在监狱，“维权律师。这个‘行当’，过去两年，被全部‘铲除了’”。

詹万承先生的观察是准确的，十多年前，大陆市场化进程之下，新兴的市场化媒体、网络空间和法制维权，都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萌发期，但在随后也都逐渐归于消沉，尤其是近几年，在市场新极权体制的持续打压之下，更是面目全非，即使以渐进改良主义的标准来看，也不能期待雷洋事件带来类似的改变。

不过，笔者尽管赞同詹万承先生的判断，但却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在笔者看来，将孙志刚事件被看成是通过新闻报道、网络动员、法制维权，进而带来制度改变的经典案例，其实也是事后的话语虚构，而非真正发生过的事实，对孙志刚事件的这种解读，更像是“孙志刚神话”。

在2000年前后，收容遣送制度还没有废除，送往昌平“筛沙子”的人群仍络绎不绝，但是，经过《南方周末》等媒体此前多年的报道和批判之后，这个制度的正当性已然动摇，其寿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最终，通过《南方都市报》对于孙志刚事件的大胆报道，经由网络发酵，收容遣送制度终于在2003年得到了废除。

孙志刚案的结果，加上当时的“胡温新政”大气候，形成了一种相当深入人心的民间话语，这一话语主要是以下两个命题构成：

一是法治优先论，其又一表述为“通过法治走向民主”，而在随后的维权运动中，又被表述为“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在这个主题中，收容遣送制度本身的存废与法治进程联系在了一起：

通过废除收容遣送，以及进一步地废除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等一系列未经正当程序就剥夺人身自由的“恶法”，将使得中国的法治水平获得提高，而法治水平的提高，又可以为最终的民主转型创造相应基础。

一是官民互动论。当时的民间话语相当看重许志永、滕彪、俞江等三博士的上书，甚至超过了作为关键报道者的《南方都市报》，尽管三博士的上书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甚至是否起到过作用，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明，但人们还是乐于相信并传颂上书的作用，将之看成是关键因素或临门一脚。

因为，假定上书发挥作用这样的假定，有助于形成民间诉求、体制回应的官民互动模式的成立，再通过与法治进步的结合，一种将新闻报道、法制维权、网络动员的动员模式，以及民间推动、体制回应的互动模式集合在了的渐进转型图景，不仅在那时开始成型并传播，不夸张地说，这也是随后十多年间的大陆民间关于转型的主流图景。

然而，随后的进展并不如当初人们想像的那么顺利和乐观。

首先，仅仅一年多以后，主持报道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领导班子即遭到整肃，最终，李民英、喻华峰获得重刑、程益中被双开。

其次，尽管收容遣送制度得到了废除，正常的务工经商流动不再受到影响，大陆民众的人身自由也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的改善，但是，以首都稳定的名义，“截访”和“黑监狱”却开始泛滥了起来，从水桶最短的木板来看，这表明，大陆的法治水平并未因收容遣送的废除而有所进步。当然，更不用说比比皆是的各种违背法治原则的行径了，只要具有基本的智力诚实，就不得不承认，孙志刚事件之后的十几年间，大陆并不存在所谓的法治进步。

最后，在笔者看来，收容遣送被废除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进程内在地需要人身、商品、资本、信息的自由流动，收容遣送作为过时的管理制度，与这一趋势是相背离的，这或许才是体制容忍《南方周末》等市场化媒体对此加以抨击，并最终将之废除的根本原因，《南方都市报》的勇敢报道，则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但是，“黑监狱”的卷土重来却表明，这一切与所谓的法治进步无关，而只是涉及到专政体制基于自身需要，所进行的治理手段的调整。

孙志刚事件多年，也再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件出现，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后多年，三博士之一的许志永先生一直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关注黑监狱之上，或许，在他看来，只有黑监狱也被废除，才意味著废除收容教养制度的意义真正实现。而这一次，最终的结果是许志永博士的锒铛入狱。这表明，所谓民间推动、体制回应的互动，并没有丝毫的证据表明其可能存在。

程益中、许志永、滕彪等诸多新闻人、法律维权人士、网络活动人士此后十多年的命运更加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民间推动、体制回应的馀地，三博士上书所起到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神话。需要认识到，尽管市场化确实带来了体制的若干变形，但专政制度作为整体并没有所改变，专政作为执政的基本原则并未受到丝毫动摇。

尽管如此，互动和渐进图景并没有失去人们的支持，2012年前后，围绕劳教的存废，互动、渐进模式的话语建构再一次出现，劳教的废除，重新点燃了人们通过法治进步促进制度转型的希望，也重新燃起了民间推动、体制回应的期盼，这一次，浦志强律师以其突出的贡献，成为了标志性人物，并因此成为了一些机构评选出来的2012年年度法治人物。

出于对孙志刚事件的长期反思，以及对近年来市场新极权体制打压升级的观察，2012年8月，早在劳动教养被正是废除前几个月，笔者就曾预言：“废了收容遣送，换来黑监狱和法制学习班（还有更不为人关注的被精神病），要真废了劳教，估计换来的是更多的寻衅滋事、招摇撞骗、扰乱公共秩序、冲击国家机关罪……专政是整体的存在，以为废这个废那个就是进步的思路还是歇了吧。”

不幸言中的是，不到两年时间，2014年5月，被认为是废除劳动教养临门一脚关键人物的浦志强律师，还真是因为寻衅滋事罪被捕被判，真可谓一语成谶。但也再一次地证明，曾经流传的以官民互动为内容的“孙志刚神话”的并不存在。

如今，从魏则西到雷洋事件的话语热度之下，许多人又开始幻想民间推动的可能，又开始幻想法治进步的出现，但是，“孙志刚神话”已成绝响，从收容遣送到劳动教养到的废除，从许志永到浦志强的命运都表明，专政是整体的存在，不会有真正的法治进步，专政更充满压制性，也不会有所谓的互动模式。甚至，在舆论热度上，“要想成为雷洋案第二，很难”。

2016年5月14日 原载于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