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我还是很希望能够问一下，为什么“从我做起”是如此流行？
不管是柴静《苍穹之下》末尾的“从我做起”，还是《雾霾下，我为什么没搬回美国》通篇的“从我做起”，放在公共语境里都是一种“宣传口吻”，这个宣传口吻很好地衔接了教育宣传和社会宣传：我们从小到大就在“从我做起”里面成长的。
当社会宣传“从我做起”的时候，就是一种免责心态：因为不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不依靠制度、规则，不在公共领域通过讨论达成一致，而是通过“宣传”策略，将责任转移到每个个体。这种“免责”和“转移”应该来说效果甚好，所以益发被任何“权力”都视若圭臬：单位和企业要求员工“从我做起”；学校和老师要求学生“从我做起”；国家要求民众“从我做起”——进而这种“从我做起”还可以放到日常要求里，对普通个体究责，至少可以施加舆论和道德批评，在学校、企业和社会都是如此。
既然如此，每个人从幼儿园、小学到成年，一路上在学校、单位和社会上，如此这般持之以恒地被施加了“从我做起”的灌输，恐怕在社会问题上，第一时间就是这么反应了——只会“从我做起”。
这么反应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被给予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是一套解决公共问题的办法。比如在学校里，我们不可能通过讨论，对学校和老师的行为进行批评、提出要求——不会有人教给我们这些方法，并帮助我们实施某些权力。在社会上更是如此，我们批评的权力，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以复杂的机制消耗殆尽。如此这般，持之以恒，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伸张权利，对外部世界提出要求了。
那么，除了一句“从我做起”，我们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而在对社会有焦灼情绪的时候，“从我做起”就成了大多数人自发选择，并彼此期待，彼此鼓励。
《苍穹之下》当时转发的按语大多有一句“从我做起”，以及《雾霾下，我为什么没搬回美国》的大量转发和点赞，就是上述例证。
如果上面是从成长和教育来讨论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当下，对社会问题发言的人，依然会选择“从我做起”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威权驯化的结果。
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要么对外部寻求责任主体，要么要求自己和民众（自己所属的群体）承担责任。当我们在外部寻找责任主体时，从当下情况看是处处碰壁的，比如没有回应，比如删帖；此外，还会有威权的压力投射到内心。无效、焦虑、恐惧，持之以恒地发挥作用，就会让我们主动规避向外部寻求责任主体，尤其是讨论最后就是体制问题，就要指向最大的责任主体，就会产生更大的潜在的恐惧。
这个长期结果就是威权驯化。我们在做社会问题讨论时，直接规避掉那头大象。然后，找个镜子，对着自己和同类受害者，探讨自己的责任应该如何分配。
我也引用莫之许老师的话供大家参考：
公共问题私人化，是公共参与堵塞的后果。在极权体制下，民众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权利，缺乏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甚至，只要尝试介入公共事务，还会遭遇到维稳，甚至是专政打击，然而，民众又不可能脱离公共事务而独活，公共问题的出现，个体依旧需要作出应对，长期处于这种参与不能，而认知上和心理上又需要处理应对的困境之下，造就了这种回避实质参与的替代方法。综上所述，在能力上我们只会“从我做起”，在心理上我们只敢“从我做起”。
所以，我想说的是，“从我做起”彻头彻尾就是一个长期权力结果，不管是基于宣传教育的方式实现，还是基于施加压力的方式实现。
“从我做起”作为一个私人考量，存在如上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公共表达来说，就更糟糕了。
在我们权利毫无保障的情况下，所有人舆论一致地表达愤怒、抗议，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解决问题，恐怕还能有一丝丝的作用，大概是最微弱的制约力量了。但是不管是主动的搅浑水，还是被授意的搅浑水，“从我做起”的言论让舆论状况复杂化，从而让责任主体可以摆脱追究，转移压力。
然后就出现了《雾霾下，我为什么没搬回美国》这样的文章，在阅读、转发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有大量公号更换标题转发此文，一副诡谲的舆论态势。
或许，使用“从我做起”的唯一正确姿势是：从我做起，要求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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