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我们总是假定城市化必将继续，最悲观的预测也是城市化率一定会达到60%以上，普遍的预测是70%以上，乐观的预测是80%以上。地产行业因此认为这将提供无穷无尽的刚性需求，支撑整个行业在未来10到20年的持续繁荣。消费行业更是对城市化给予厚望，对城市人口上升有着强烈的期待，并进行大规模的扩张。
然而，在这里我可以提前给出本文的结论：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趋势，近年来已经迅速放缓，甚至出现了人口返流现象。城市化的停滞，给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今年之内，就会发作出来。
——是以为序
上篇——伪市民
根据历年人口统计的结果，一直到1990年，中国的人口迁移情况非常少见，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值，仅有3千余万人。这部分人当然就是最早的农民工。那个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尚未发展起来，甚至民间开办企业，还算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农民背井离乡出来城市打工的事情，尚不普遍，所谓的民工潮现象尚未出现。此后的10年间，中国逐渐放开了对民营资本的限制，中国开始占领基础制造业领域，并成长为世界工厂。东部城市迅速崛起，中西部的农民开始大规模的向东部城市迁移。到2000年，中国城市常住人口4.59亿，但城市户籍人口仅3.25亿，有近1.33亿常年生活在城市的人，没有城市户籍，这部分人，我们将之定义为“伪市民”。他们工作在城市，纳税在城市，消费在城市，然而由于中国的一切社会福利均与户籍挂钩，所以他们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城市所能提供的福利。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各方面，他们基本上没有享受福利的资格。到2013年，伪市民的人数达成峰值的24534万。对比当年度全部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 伪市民的比例高达33.6%。在当时城市街头里涌动的人头里，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伪市民，这还真是一件有趣的发现。我们知道的是，恰恰就是这些伪市民，这些年轻的劳动力，为城市经济带来了活力，带来了希望。伪市民们为了升级为正式市民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恰恰就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除此之外的其它因素，譬如科技进步、基础设施改善等，均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
2013年之后，伪市民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到2016年，伪市民总量下降到22330万，较2013年的总量减少了2204万。与此同时，伪市民占城市常住人口的比值也在下降，从33.6%下降到了28.2%，下降了足足5个百分点。这种变化趋势背后，一定隐藏着非常深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道理。而把这个道理挖掘出来，则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倘若城市化的进程终止，城市化之路走到尽头，那么，几乎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要因此而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对城市人口持续增长的预判一旦被推翻，那么，经济领域的所有计划，无论大小，都要因此而推倒重来。
中篇——畸形城市
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产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1980年到1990年间，城市常住人口实现一个亿增长的唯一原因，仅仅只是由于连续十年的每年超过2%的生育高峰，顺带说一句，此后中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90-2000年期间是1.6%左右，2000年之后下降到了1.2%左右。在1980-1990年期间，中国并没有开放民间资本，虽然外资企业可以进来开厂，但是中国人自己开厂，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正因为此，在此期间的中国的伪市民数量始终没有什么像样的增长，1990年底只不过3千余万而已。在数据上，1980年中国的产业工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总数只有7707万，远低于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29122万。到1990年，产业工人的数量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提升，也只不过是13856万，依然远低于从事农业的就业人数38914万。1990年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大国，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当然也无法吸纳农民进城。
1990年之后，中国开启了真正的改革，决定逐步给予民营资本以生存空间。这种改革事实上推进得非常艰难，一波三折，屡经反复。到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前夕，中国的产业工人总量增加到16219万，依然远低于当年度36399万的农业就业人员。加入世贸无疑给了中国经济一剂强心针，欧美的基础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中国。到2010年，产业工人数量上升到21842万，与当年度27931万的农民相比，已经不算特别少。接下来的数据，请各位务必要看仔细了：2012年，中国产业工人的总量达到峰值的23241万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15年下降到22693万。3年时间，产业工人数量减少了548万。关于产业工人数量下降的原因，我在这里不做更多的解释，只说一句就好：1990年代艰难的开放民资的改革，并没有走得太深入，留下了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2012年之后统统爆发了出来，并导致了国内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急剧恶化。好吧，我们言归正传，产业工人数量的增减趋势，恰好与我们上篇中所讲述的，伪市民数量的增减趋势对应了起来：制造产业的兴起带来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制造产业的衰退，当然也将带来城市化的逆转。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一二线城市的人口演变规律。首先是一线城市。在下表中我给出了1990年城市化启动之后的北上广深四城的人口数据，但是我建议各位不需要认真的看这张表，只需要看我的文字就好。1990年到2000年，四个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合计增长了1450万（4668-3218），年均增长145万。到2010年，合计增长1904万，年均增长190万。2000年代前十年的人口增幅显著强于1990年代，这种人口增长规律，与我们上一段所讲述的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历程是相吻合的。2010年之后，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增幅显著放缓。2016年较2010年增长了616万，年均仅增长103万人，相对于此前十年的高达190万的年均人口增幅，已经相当于是腰斩。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近6年来，北京上海与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变化趋势刚好相反。从2011年到2016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年增幅从2.9%下降到0.1%；上海则从1.9%下降到0.2%。0.1和0.2是什么概念？近年来全国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约0.5%，这意味着单2016年，北京就驱离了0.4%的人口，也就是9万人；上海驱离了0.3%的人口，也就是7万人。
广州和深圳这边稍微好一点。从2011至2016年，广州的常住人口年增幅从0.4%上升到4.0%，深圳则从1.0%上升到4.7%。看起来，我国一线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趋势，是从北京上海流向广州深圳，寻找一条生路。一线城市的合计人口规模因此勉强还能维持在7100万。然而，广州深圳就能给那帮从京沪驱赶出来的伪市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吗？深圳2014年制造业就业人员达到峰值394万，2015年下降到384万，一年时间就减少了10万工作岗位。至于广州这边，同样是一片就业萎靡。2010年广州制造业就业人员达到271万的峰值， 此后就迅速减少，2015年为258万，五年下来，减少了13万个工作岗位。从北京上海游荡而来的伪市民，因此同样无法找到什么新的工作机会。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一线城市事实上是伪市民最大的聚集地。2016年四大一线城市合计3131万的伪市民总量，占全国22330万伪市民的比值高达14%。每100个离乡背井的农民之中，有14个是往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跑的。当这四个一线城市开始驱赶伪市民，并且无法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之后，他们还能往哪里走呢？还有其它城市，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接纳他们吗？
接下来再来看二线城市。下表老蛮我给出了6个二线城市的人口数据，分别是武汉、杭州、西安、佛山、苏州、成都。说明一下，成都2016年的数据我做了一下调整，由于这一年简阳市改由成都市代管，这给成都在统计上带来了110万的常住人口和147万的户籍人口，为了与前几年的数据更有可比，我在列表时删除了这部分数据。同样的，表格中的数据各位不需要仔细看，只需要看我的文字表述就好。
1990年到2000年，这6大二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合计增长了556万，到2010年合计增长928万。这种人口增长规律与全国的规律保持一致。尤其是2000年代的前十年，年均增量近93万，还真是可观。此后的人口增幅同样是迅速放缓。到2016年，合计增长了228万，年均增长只剩下38万。这种人口增幅已经不是腰斩的问题了，而是被斩得只剩下小腿了。同样的，这种38万的年人口增幅，相对于这6个二线城市4400万的总常住人口规模来说，自然增长率0.8%,勉强高于0.5%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算是勉强每年还能吸纳个0.3%的外来人口，也就是10万左右。所以这6大城市的伪市民数量，近年来也是长期徘徊在3000万左右。
在这里当然也需要检验一下产业工人的数据，就用这六个城市中伪市民规模最大的佛山和苏州的数据好了。2011年佛山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的247万人之后就一路下滑，2015年为237万人。苏州的情况一模一样，2011年产业工人总量达到峰值427万，此后一路下滑，2015年为414万。二线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在剧烈放缓，大家应该没有了什么疑问。当一二线城市的制造业无法再提供就业岗位，甚至还出现了下降，城市化，当然就要出现逆转。
接下来再拿两个三线城市出来做例子。中山和泉州。2010年之后中山的常住人口年增幅已经只有0.5%，刚好与自然增长率相匹配。作为曾经的台资企业重镇，中山虽然还没有不如人口流失的窘境，但是已经丧失了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在产业工人的数据上，2013年中山的产业工人总量达到143万，2015年微弱下降到140万。
泉州作为福建经济第一强市（好吧我把人家全省的经济最强市当成三线城市，也真是很瞧不起福建啊，嘿嘿）比中山稍微强一点，2010年至今的常住人口年增量约7万，年增幅0.8%，扣除0.5%的平均自然增幅，这意味着泉州每年还能吸纳个2万左右的外来人口。当然了，泉州现在这种常住人口增量与2010年之前年均增加12万人的增量相比，也已经是腰斩，泉州的伪市民数量也因此长期在130万左右徘徊，不再有什么增长性。
我大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有两个呈现出清晰的人口流出迹象，另外两个也是产业衰弱，不再能够提供新增工作岗位。而二三线城市，同样体现出了清晰的人口增幅放缓的迹象。伴随着二三线城市的产业经济进一步崩塌，它们的人口吸纳能力必将更加孱弱。要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分布事实上是非常畸形的：中国295个地级以上城市，其中合计不到40个的一二三线城市，就基本上已经瓜分完毕了全部的制造产业，也因此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剩下的250多个广大的四线以下城市，其实基本上都是典型的农业城市，提供不了新增就业岗位的。从一二三线城市中黯然回归到四线以下城市的伪市民，他们事实上是找不到工作的。他们多年的打工生涯多少积蓄了一点钱，因此可能会在小县城里买套房定居，这会在数据上造成一些城镇常住人口还在增长的假象。正因为此，才有了我们之前重点强调过的那组数据：2012年，中国产业工人的总量达到峰值的23241万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15年下降到22693万。3年时间，产业工人数量减少了548万。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失业工人必须回归小县城？为什么一二线的大城市无法定居，无法给他们一个慢慢的重新寻找工作的机会？
下篇：以民为蛊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城市政府的治理理念。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基本概念。作为城市级的政府，满足市民的医疗和教育需求，当然是放在第一位的治理任务。2000年中国总共有207.6万医生（执业医师+助理医师），对应当时全国126583万总人口，每万人医生数量为16名。其中城市医生总数约110万，以45844万城市常住人口计，每万人医生数量24人；农村医生总数约97万，每万人医生数量12人。到2010年，中国总共有241万医生，对应当时全国134091万总人口，每万人医生数量为18名。其中城市医生总数约131万，以66978万城市常住人口计，每万人医生数量下降到19人；农村医生总数约110万，每万人医生数量提升到16人。再到2015年，中国总共有304万医生，对应全国137462的总人口，每万人医生数量为22人。其中城市医生总数约204万，以77116万城市常住人口计，每万人医生数量为26人；农村医生总数约100万，每万人医生数量17人。
（关于本表我必须吐个槽：国家统计局在统计年鉴中发布的城市与农村每万人医生数与本表有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时作为分母使用的是与本表一致的常住人口，到2010年变成了户籍人口。到2015年更加可爱，城市使用的是户籍人口，而农村使用的是常住人口。呵呵呵，好玩不？）
在这里我需要给出一组对比数据：欧美国家2010年的每万人医生数平均为40名。我国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一贯很低，就不说了，单看城市。城市常住人口的万人医生数量，从2000年到2010年，竟然从24人减少到了19名，2015年恢复到26人，也只不过比2000年多了2名，依然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么看起来，中国城市的医疗服务水平，在2000年之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提升。在这里顺带说一下，从2011年到2015年的五年时间里，中国医药及卫生类毕业生，普通本科合计96万，普通专科合计152万，中等职业学校合计244万。不计其它种类繁多的成人教育和网络教育之类，光这三类学校，就培养出了492万的医药卫生类毕业生。而在此期间，中国的新增卫生工作人员仅仅只有248万（1069万-821万），其中医生数量仅仅只增加了63万（304万-241万），护士数量增加了119万（324-205）。当然，也有老医生老护士退休带来的职业岗位可以去填补，然而1980年代中国只不过有70来万的医生和60来万的护士，这批老人退休带来的工作岗位整体上也没多少。因此，近年来有超过200万的医药卫生类的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这事是毫无疑问的。将中国医疗服务水平的整体落后，归结于相应教育资源不足、毕业生不足，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下沉到城市，首先当然需要看看一线城市的医生配置情况。第一个拿出来一定是反面典型深圳。2000年深圳总共有7418名医生，对应当年度701万常住人口，每万人的医生数量仅为11名。这种水平不要说跟当年度全国城市23名医生的配置水平比，连全国城乡平均的16名医生的水平都达不到。到2010年，深圳21231名医生，对应当年度1037万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量提升到了20名，身为一线城市的深圳，算是勉强追上全国城市19名医生的平均水平。2015年深圳医生数量29007名，对应当年度1138万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量25名，竟然略低于全国城市26名医生的平均水平。在医疗配套的问题上，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是不合格的。在这种数据背后，体现出来的，是养蛊式的城市经营理念：城市的经营者从来没考虑过为非市民提供公共服务，像医疗这种需要巨大的行政资源打造和积累的市政配套服务，满足一下户籍人口就够了，非市民这种东西，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当然，深圳的蛊虫们一定会说深圳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年轻人不生病，不需要很多医生，这就是纯属瞎扯淡了。这里简单列举一下数据，2015年深圳医疗机构总接诊数为8901万人次，29007名医生，平均每名医生接诊约3100人次，这是啥概念？列一下对比数据：全国2015年医疗机构总共接诊76.99亿人次，对比304万的医生，平均每名医生接诊约2500人次。所谓只需要诊治健康的年轻人群体的深圳医生，一年的忙碌程度，竟然比全国高出24%！这当然意味着深圳存在巨大的医生缺口。
上海的情况也不比深圳好多少。2000年上海有4.99万医生，对应当年度1609万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为31人，这个时候的上海还真是不错，医生配套水平远高于全国城市23人的水平。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此后上海政府同样走上了养蛊之路。2010年上海的医生数量只不过微弱上升到5.13万，对应当年度2303万的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剧烈下降到仅22人。到2015年，每万人医生数算是勉强恢复到26人（6.31万/2415万）。在这15年里，上海的医生配置水平从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下降到仅仅勉强与全国水平持平而已。
在深圳和上海这两个反面教材之外，广州和北京倒是表现良好。2000年广州有23503名医生，对比当年度994万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为23名，略低于当时全国城市24名医生的平均水平，这个时候的广州还算南蛮之地，谈不上多好的居住环境。此后广州奋起直追，到2010年，广州的医生数量33575名，对比当年度1270万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26名，已经显著超过当时19名医生的全国城市平均水平。2015年，广州医生数量42499名，对比当年度1404万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为30名，跟当年度全国城市26名医生的平均水平比起来，虽然超出不多，不过跟成绩垫底的深圳上海比起来，已经很不错的，算优等生了。
至于汇集了全国所有政治资源的北京，表现就更加好了。2000年北京医生数量为51570名，对比当年度北京1364万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量为38名，这种水平当然是傲视全国。此后，由于伪市民的疯狂涌入，北京的医疗配套建设的速度跟不上，到2010年，北京医生数量65954名，对比当年度1962万常住人口，每万人医生数量下降到33人，但依然远远超出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线。再到2015年，北京医生数量迅速提升到96445名，而常住人口被压制在了2170万，每万人医生数量大幅上升到44名，这已经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老蛮我很能够理解为何全国的富人都有去北京买套房的冲动。
这么总结起来看，四个一线城市，有两个在坚决执行养蛊式的城市经营理念，养蛊率为50%。考虑到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城市的医生配置量仅仅增加了2名，相当于在整体上毫无改善，执行养蛊政策的三线以上城市，在整体上也不会低于5成，至于四线以下的那250多个农业城市，也更加谈不上什么民生投入了。在这里我再拿一正一反两个二线城市出来做例子好了。正面例子是杭州。杭州常住人口的每万人医生数，2000年为24名医生（16317名/688万人），与当年度的全国城市均值平齐；2010年为28名医生（24345名/870万），已经显著高于全国城市均值19名；2015年更是提升到38名医生（34832名/902万），远远超出全国城市26名的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医疗水准。反面例子是苏州。苏州的每万人医生数，2000年为17名医生（11601名/679万人），大幅度低于全国城市均值；2010年也还是17名医生（18156名/1046万），毫无进步，依然低于全国城市均值。2015年算是勉强上升到25名医生（26197/1062万），但依然低于全国城市均值。
在医疗之外，另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是教育。我们就来说大家最关注的小学好了。按照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门的说法，1990年我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达到98%，2000年之后已经超过99%了。儿童的入学问题，根本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这种统计数据当然与我们的日常观感是不相符的，全国一二线城市普遍存在的学位房现象，证明了小学教育事实中是存在一定的稀缺性的。因此，对这个数据，我们当然需要检阅一下。
国家统计局在统计年鉴中会公布历年0-14岁的人口数据，我们假设其中的年龄分布为均匀分布，由此可以计算出6-11周岁的适龄儿童总数。当然了，由于计划生育的存在，事实上大龄儿童的数量总是要高于幼儿，这种计算方式事实上是低估了学龄儿童的数量的。按这种保守算法得出的适龄儿童数量应该是略低于当年度的在校小学生的。如果，按这种算法计算出的适龄儿童数竟然长期高于在校小学生的话，那就说明失学现象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根据这样的计算，1990年中国的失学儿童数量高达1327万，适龄儿童的在学率只不过90.2%而已。这已经是很惊人的数据了。到2000年这种情况得到了缓解，在数据上我们推算出来的适龄儿童数略低于在校小学生数，这说明在当年度已经实现了充分入学。然而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最迅速的10年里，在伪市民带着幼童大规模涌入城市的十年里，有整整八年时间，适龄儿童数量均高于在校小学生数！失学儿童数量长期维持在500万左右，而适龄儿童在学率长期维持在95%左右！这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除非将这500万幼童全部解释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但是这样一来，幼童的高度残疾率竟然达到了5%，在医学昌明的今天这也未免太扯淡了。就算前面我们刚刚批判了我大中国在医疗配套上的养蛊理念，也不至于就惨烈到这样的程度。所以，之所以出现这种大规模失学的现象，当然是由于伪市民无法实现入学的缘故。
2010年之后，由于计划生育的持续，适龄儿童出现了断崖式的减少，所以2010年-2012年短暂的出现了充分入学的情况。然而，在我大中国城市政府坚持不懈的养蛊治策之下，从2013年开始，失学现象再次出现。
考虑到教育问题的敏感性，我这里不会举出很多城市做例子，把北京和苏州拿出来撸一下就算了。2000年北京0-14岁人口187.8万，由此保守推算出适龄儿童约80.5万，而当年度北京在校小学生仅74.3万。这一年北京有超过6万的失学儿童在街头游荡，在学率仅仅只有92.3%。2010年北京0-14岁人口168.7万，由此推算出的的适龄儿童约72.3万，较2000年确实有所下降，然而北京的在校小学生数量竟然下降到了65.3万，这一年北京依然有超过7万的失学儿童，在学率竟然下降到了90.3%。2016年北京0-14周岁的人口数量223.8万，由此推算出适龄儿童数95.9万，然而在校小学生数量也只有86.8万，失学儿童数量因此上升到了超过10万，在学率也只不过90.5%。这种数据真是让人目瞪口呆。作为中国的首都，北漂聚集之地，竟然长年维持着7-10万的失学儿童，还真是一件既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的事。
2000年苏州0-14岁人口为97.9万人，假设所有年龄均匀分布，保守推算出适龄儿童41万，略低于当年度44.8万的在校小学生数。这说明当年度的苏州还算是充分入学。然而到2010年，经过10年的城市化，伪市民纷纷涌入之后，苏州0-14岁人口96.3万，由此推算出适龄儿童依然有41万，然而在校小学生竟然下降到38.8万，这个时候苏州已经出现了2万失学儿童。在这十年内，苏州和北京一样，没把伪市民的教育需求放在眼里。这种数据当然也与我们在前面给出的宏观数据演变规律完全一致。
我们将前面的医疗与教育方面的所有数据总结起来看的话，只能悲哀的得出唯一的结论：这个国家从未正视过伪市民的存在。这两亿多的伪市民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史诗般的经济奇迹，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中国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令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然而就在这场变革的同时，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选择了漠视伪市民的存在，坚定的选择了以民为蛊的治策。我们从未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对伪市民以正确的定位，我们从未承认过中国的经济奇迹恰恰是由他们而创造，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功劳被抹杀，他们的需求被漠视，他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举步维艰，就业岗位不断缩减。高科技根本发展不起来，而所谓的能够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的商贸金融服务业，也都只不过是镜花水月。两亿多的伪市民们在三线以上的工贸城市已经找不到新的活路，他们只能黯然回归四线以下的农业城市。但是这些城市还有什么呢？农村的医疗水平从未有过任何提升，医生数量始终维持在100万名左右，就这种医疗水平，小病治成大病，大病治到没命，乃是一种常态。至于农村的小学数量， 2000年还有44万所，到2013年已经下降到了14万所，直接就斩掉了三分之二。就这种状态，指望农民工回归农村，根本就不现实。伪市民们只能在注定找不到工作的各种城镇辗转游荡。
而倘若他们汇集成群，成百，过千，上万，那就是末日，噩梦般的末日。
只怕无法凝聚，一盘散沙还是成不了事。
回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