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暴露出川普和习近平都无法胜任全球卫生问题领袖

随着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肆虐和中国对全球各地提供医疗用品，我们很容易将这次疫情大流行描述为美中争夺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转折点。

这种诠释并非一无是处。

从否认和无作为再到不堪重负的医院和大量坟墓，川普总统对美国疫情的反应迟钝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也令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无所作为。

而中国，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填补这一领导力空白。

尽管在大流行开始时负有罪责并试图掩饰，中国政府向包括纽约市在内的危急地区出口了病毒检测包、呼吸机和防护 设备，同时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也有些笨拙的公关活动，将自己描绘成一位仁慈而有能力的全球公民。

然而，现实令人失望：新冠病毒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国际社会需要时，美国和中国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全球卫生事务。

这要归咎于一系列短视的、尽管有很大不同的国内政治失误。两个国家都本应做得更好。

中国的掩盖和错误处理

在对2002年非典（SARS）爆发处理不当之后，中国政府誓言要改善其公共卫生措施，以预防和遏制病毒大流行。

与新冠病毒一样，非典病毒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一家野生动物市场不卫生的条件下，从动物传染到了人类。

最初，它也被中国省级政府掩盖，之后800人因此病毒丧生，并蔓延到26个国家感染了8000人。这一疫情还使中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至少下降了1％。

中国政府最终表现出了坦诚，并采取了切实的措施来改善其绩效。它投资了超过八亿美元来改善中国刚刚成立的疾病控制和预防基础设施。

中国政府指示其疾病控制中心（CDC）与美国CDC合作，以提高中国在病毒学、流行病学、流感监测和大流行应对方面的能力。

它甚至在其疾病控制中心内建立了美国专家所说的“世界一流”的全国流感研究中心以及全球卫生办公室。

这些改革在2009年和2013年的禽流感爆发期间对中国乃至世界是奏效的，并让北京对2012-16年非洲埃博拉大流行采取了规模不大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应对措施。

但是最近中国的努力却停滞不前了。

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詹妮弗·布伊（Jennifer Bouey）表示，来自14亿人口的“不断增长的公共卫生需求”令“对中国公共卫生以及（大流行）防备和应对工作的仍为有限的投资捉襟见肘”。

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脆弱：在“资金减少”的压力下，无法招聘到或留住顶级卫生专业人士，并且由于国内卫生部门和政策机构之间的协调不力和“数据共享不一致”而受到困扰。

美国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尚未解决非典和新冠病毒最核心的关键的监管问题。

任何医生、卫生工作者或省级官员在某个传染病紧急情况下发布“信息”仍然属于实际上违法的行为，除非等到卫生部对数据进行转移、审查并作出宣布之后。

这个故意不透明的过程，再加上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数的谎言，使中国日益发展但极度透支的公共卫生体系问题更加复杂。

这让中国仍然难以担任全球卫生问题的领袖，尽管在新冠病毒发生后的封锁措施以及为全球提供医疗用品令人印象深刻。

那么，美国这个世界上大流行应对及尖端传染病控制领域的传统领袖又怎样呢？

尽管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各机构间的公共卫生专家都是全球顶尖的，但面对资源的限制，美国联邦政府预防和管理大流行病的能力已经萎缩。

就在2019年1月，川普政府时任国家情报局局长丹·科茨（Dan Coats）警告说：“美国和世界将继续受到下一次流感大流行或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威胁，这种传染病可能导致大量的死亡和残疾，严重影响世界经济，造成国际资源紧张，更多人士会呼吁美国进行支援。”

然而，川普总统一直建议对有助于美国在国内外进行疫情大流行防备的机构和部门大幅削减预算。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减少用于新兴和人畜共患传染病（包括冠状病毒，如新冠病毒）的工作的资金尤其削减得厉害。

自川普上任以来，这些项目一直是每份预算报告中年度节约成本措施的目标，2018年提议削减6170万美元，2019年9640万美元，2020年1.144亿美元，2021年削减8530万美元。

尽管国会一直在努力阻止川普提议的全面削减，但自2016年以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这些至关重要的项目的总资金已减少了10％。

这场危机教会了他们什么

在川普政府下，无数卫生保障计划也被关闭。

例如，去年十月，美国政府宣布终止PREDICT项目。这是一项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在2005年禽流感之后建立的研究和监视项目，旨在确定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动物病毒，并在非洲和亚洲国家发展本地检测能力。

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对美国大流行防备取消优先权并非仅仅是川普政府才有的现象。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卫生安全活动的资金波动很大，朝野两党都屈服于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党卫生安全委员会在2019年所形容的“危机与自满的循环”。

简而言之：在国会强制执行紧缩措施的背景下，历届政府在应对紧急情况（例如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时在流行病的应对上都花了大笔资金，但在疫情平息后对未来的应对工作则大量削减资金。


总体结果令资金的不确定性更显低迷，并且CDC的预算在2009年至2019年之间下降了10％。

华盛顿和中国都可以做得更好。

尽管美国是全球卫生安全行动的最大捐助国，而中国无疑是该领域最快的新进入者，但两国均在其国内和国际大流行防范方面投资不足。

在优先事项的总体平衡中，全球卫生计划经常被搁置一边。 但是，如果新冠病毒危机让他们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即便是大国，如果家里生病的话，也是无法领导全局的。

来源：ABC中文

作者：Ashley Townshend是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外交政策与国防部主任。Matilda Steward是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外交政策与国防计划的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