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称这是自1949年建政以来在国外开展的最大的紧急援助行动。几乎每天都会有中国的医疗物资（从口罩到呼吸机）送到感激的受援者手中，中国的医疗队也会飞往国外帮助他们抗击新冠病毒。就在几周前，中国还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大受害者，中国政府因掩盖最初的疫情而受到广泛指责。现在，中国正试图描绘出一幅新的图景，将自己描绘成驯服病毒的典范，并将其宣传为世界的救世主。
国家媒体对每一笔捐赠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无论捐赠有多少。3月21日，一列货运列车从中国东部城市义乌出发，驶向13000多公里外的马德里。除了货物中的商业物资外，还有11万个口罩和近800套国营企业捐赠的防护服（这些物品将于两个多星期后到达）。这些援助物资价值不到5万美元。但一家国营媒体网站称其为“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的“新转折点”。据报道，在火车上贴的标语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加油，斗牛士们！”
中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身处困境的国家，这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数据质量令人怀疑，但中国在国内的感染率显然已经大幅下降。几乎所有新报告的病例都是来自国外的旅行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用品的生产国，中国也是全球最急需的医疗用品的生产国，而且中国本身的需求量也大大减少，因此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帮助。事实上，正如中国的一位女发言人所说，在新冠大流行病中，“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然而，中国也看到了潜在的政治回报。其中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增强了中国的海外实力。即使在疫情发生之前，中国也一直在与美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现在，中国看到美国被新冠病毒所困，而美国总统川普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自己在瞎折腾，不愿意组织国际社会努力抗击这种疾病。在2017年的五年一届的党代会上，党总书记习曾表示，他的国家将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具“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领导者。这一目标在中国关于世界应如何发展应对新冠疫情的描述中亦可见一斑。实际上，它应该使中国更多地处于中心位置。
该党可能希望获得的另一个政治收获是在国内。夸大中国对受灾国家的帮助以及他们渴望从中国的成功中学习的意愿，有助于转移公众对该党对这种疾病的早期反应的批评，该组织训诫了在网上分享有关该疾病的信息的医生，尽管有证据表明该组织未能向公民发出警告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官方媒体坚持认为，中国与新冠疫情的斗争已显示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其“独特”的调动人员和资源的能力。提升习在全球地位的形象，有助于强化这一信息。习与世界领导人讨论危机的任何电话都成为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的头条新闻，无论公开发布的内容多么的平庸。报道说习是可靠，宽宏大量的政治家。对于以暗示的方式质疑习不是这样的政治家的观众，不会有任何奖赏。
党对援助工作的宣传中，充斥着习的套话。就拿开往西班牙的火车象征性地走的“健康丝绸之路”来说吧。这个比喻是习在2017年首次使用，当时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WHO是第一个签署的联合国机构）中，建立一个与健康相关的子集。“一带一路”的理念以及所有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计划，都与习密切相关。它们的内容是模糊的，没有提供明确的定义，例如，“健康丝绸之路”。但其意图很明确：把中国描绘成根本上是良性的。这些道路横跨全球，但都连回中国。
在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援助问题时，习喜欢用他最喜欢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听起来似乎无害，但这个想法的核心是中国所珍视的一项原则，即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都尊重其他国家。从毛时代开始，就有各种提法（毛喜欢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在使用）。意思是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治国之道也要忍气吞声，尊重中国。
3月26日，在G20集团领导人的网上会议上，习在发言前提出分享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合作寻找疫苗，强调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在两天前对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约马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说，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明显”。
中国的一些评论员说，与涉及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相比，中国的医疗援助可能有助于增强中国具吸引力的“软实力”。自2007年党代会以来，建设这种力量一直是党的目标之一。习对此特别重视，加强了孔子学院和全球广播事业等项目，旨在以令人放松的西方式的风格向西方观众传达有关中国的新闻。在疫情发生期间，中国的国家媒体以及中国的外交官们一直在利用在中国被封锁的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来宣传中国的慈善行动。专家称，为此使用的数千个推特账号都是为散布不实信息而设立的“傀儡”账号。
美国在这场新冠大流行病期间几乎没有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对中国的宣传运动起到了帮助作用，部分原因是川普先生对全球领导力缺乏兴趣，另外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在美国国内造成的破坏。美国甚至已经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那就是把本来要给出去的援助收回来。3月，其在2014-16年帮助非洲国家遏制埃博拉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国际开发署(USID)，开始取消了向海外运输医疗用品，因为美国需要这些用品。而当川普政府和美国的州长以及医院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刮口罩、防护服之类的东西时，他们正在激怒那些需要同样东西的盟友。本月初，法国和德国的官员指责美国将原本打算在他们国家使用的医用口罩的货物转移到自己国家。华盛顿的官员们否认了这些报道，但他们强化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观点，即美国只为自己着想。川普先生在4月14日因对世卫组织WHO因处理疫情不力而决定暂停资助WHO的行为将加强这种看法，尽管许多西方官员同情他的观点，认为WHO未能挑战中国早期关于人与人之间传播风险低的说法。
然而，事实证明，要赢得民心，对中国来说也不容易。尽管中国在宣传中国人的慷慨，但中国的捐赠价值与中国以商业条件销售的医疗用品（据买家称，有时是低质量的）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在3月1日至4月4日期间，中国向全球出口了14.5亿美元的医疗用品。其中大部分销往富人世界的产品都是按市场价格销售的。在前文提到的火车抵达马德里时，西班牙已经从中国供应商那里购买了类似的装备，价值约为铁路运来的东西的1万倍。
可能是中国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援助战略，对哪些国家作为优先援助对象，应该无偿赠送多少东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事实上，中国一直很乐意让国有和私营企业来做很多工作。该国的一些大型企业已经接受了这一挑战，但它们相对来说是慈善事业的新秀。它们在许多受援国也有商业利益。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亿万富翁联合创始人马云一直走在前列。与阿里巴巴的慈善基金会一起，他已经将成批的呼吸机、防护用品和新冠检测试剂盒送到了非洲所有54个国家。被美国视作安全威胁的电信企业华为，已经将承诺的50万个口罩、5万个护目镜、3万个防护服和12万个手套的大部分送到了纽约的医院。该公司还向包括加拿大、荷兰等正在考虑是否允许华为进入其5G网络的国家捐赠了数百万个口罩。
在欧洲部分地区，中国的援助可能赢得了崇拜者。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出现了一个大型广告牌，感谢“习大哥”，由一家亲政府的塞尔维亚小报买单（见上图）。柏林的智囊团梅里克斯（Merics）的卢克雷西亚·波格蒂（Lucrezia Poggetti）说，公众对欧盟的不满和对川普的美国的不信任，对中国有利。这个月，意大利一家电视台委托的一项民意调查，问民众他们更喜欢哪个国家作为欧洲以外的盟友。在800名受访者中，36%的人倾向于中国，只有30%的人选择了美国。
但在许多西方国家的人看来，中国的宣传攻势听起来是自私的、剥削性的，而且忘记了西方国家在中国需要的时候给予中国的援助。2月初，美国和欧洲给中国送来了30吨医疗物资（其中大部分是私人捐赠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抱怨说，人们都在谈论中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援助。“但没有人谈及法国和德国向意大利运送200万个口罩和数万件医疗服，”他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警告说，警惕“慷慨解囊的政治”。
在贫困国家，中国的施舍可能更有效。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广泛的媒体网络热衷于强调这一点（非洲各地的新闻机构都在使用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但美国仍然是非洲大陆和联合国的一个更大的捐助国。去年，中国向联合国的一般预算捐款3.68亿美元，只是美国捐款的55%。
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为最近有报道称一些非洲人在中国南部城市广州的住所被驱逐，其中有几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非洲人被迫露宿街头的图片在其祖国的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分享。肯尼亚《每日民族报》（The Daily Nation）指责中国“背叛”。多名中国驻非洲大使被东道国政府召见抗议。中国表示将逐步取消对非洲人在广州的与健康相关的限制，并否认歧视。
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赢得支持的可能性与提供医疗援助一样大，甚至更大。在非洲，中国是最大的双边债权国，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借出超过1400亿美元。4月6日，加纳财政部长肯-奥福里-阿塔（Ken Ofori-Atta）表示，中国应该“更有力地站出来”重组或注销一些贷款，他说今年需要80亿美元来偿还这些贷款。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债权人协调提供债务减免。
4月15日，包括中国在内的20国集团同意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暂停对成员国的债务支付。但在涉及到贷款重组时，中国可能更愿意单打独斗，而不是与其他贷款国密切合作。近年来，它一直愿意改变其债务条件，例如去年刚果共和国所欠的债务。但它喜欢悄悄地、私下协商地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它就可以保持其贷款提供的政治杠杆作用。据报道，去年中国取消了喀麦隆所欠的7800万美元的贷款。一个月后，喀麦隆撤回了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总干事的候选人（也是非洲联盟的选择），这为中国的候选人获得这份工作铺平了道路。一些西方批评家称这是一种交换。
在疫情发生期间，中国已经表现出一方面握紧拳头，另一方面也表现愿意与一些国家进行善意的讨论。一些人称中国部署了“锐利的力量”，这一点在中国对有关中国可能因早期的掩饰而加剧疫情的说法的回应中表现得很明显。从巴西总统儿子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到秘鲁作家马里奥·瓦尔加斯·卢萨（Mario Vargas Llosa）等知名人物发表了这样的特别观点之后，中国在几个国家的大使馆被激怒了。中国驻利马大使馆在专栏中指责瓦尔加斯·卢萨将最初的掩盖责任归咎于中国的政治体系是对中国“荒谬而毫无根据的批评”。当有人指出病毒起源于中国时，一些中国外交官甚至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中国领导人并没有为塑造全球秩序提供一个明确的蓝图。但早在2017年，习在宣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了“主导作用”，并将“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时，就暗示了中国的长期战略。这似乎并不涉及将各国改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往往是自卫，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批评和对领土要求的挑战。（当WHO的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假装没有听到记者关于台湾问题的提问时，中国的媒体很高兴）。然而，中国确实试图说服其他国家采取其独特的人权观。它贬低个人自由，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认为政府应该随心所欲地管理互联网。
中国能否利用这场大流行病增强其全球实力，这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治和经济，也取决于中美两国在金融危机后的政治和经济。通过在2007-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在西方国家经济下滑时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这一次，它可能无法复制这种效果：另一次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使中国因债务而瘫痪。中国对再次采取同样措施持谨慎态度。
随着世界从危机中走出来，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可能会更多地集中在中国对疫情的早期处理、中国与新冠疫情相关数据的可靠性，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所控制重要供应链的脆弱性，尤其是在医疗行业。这些问题可能会加剧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焦虑，使中国更难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如果乔-拜登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他能会重新宣扬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包括支持多边机构和地区联盟，而这些机构和联盟一直被川普先生贬低和忽视。而中国的前路可能会跌跌撞撞。另一波感染可能会破坏中共对疫情的卓越处理的说法。失业率飙升可能会加剧国内的社会紧张局势，并阻止中国领导人在国外进行胜利进军。
现在，随着美国的衰落，中国似乎充其量只是一个不自信的领导者。它的犹豫不决在上个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表现了出来，当时轮到中国担任安理会主席。在整个月中，中国没有召开过一次有关疫情的会议。(4月9日，安理会确实召开了一次会议，但中国坚持要求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不对公众开放)。驻联合国的特使说，中国不想给美国一个机会来指责其在大流行病时的表现。“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位安理会外交官说。相反，两个死对头拒绝领导。一个在退缩；另一个则不确定是否真的要承担起全球责任。全世界都在受苦。
（编译 文婉秋）
编译：温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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