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种原因，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工作迟迟未见成效及脱节。也许最有害的因素之一是疫情迅速演变为党派问题。到了3月初，民选官员、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士和普通选民之间出现了分裂：许多民主党人认为新病毒是一种生存的威胁，而共和党人则倾向于称公共卫生官员的担忧是夸大其词。尽管在许多国家中，不同党派对政府救灾效果的指责是很常见的，但在各方从一开始就就是否以及如何与该病毒作斗争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分歧，美国一直是一个例外。
对这一现象最常见的解释或许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疫情爆发的关键初期几个月里一厢情愿地对待这个问题，而他在共和党内的忠实支持者及媒体应声虫也跟着一起应和。政治学家还指出了更深的党派分歧，例如在对科学，专业知识和政府角色的态度上。这些因素可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国试图找到前进的道路时，另一个因素将继续阻碍着美国的发展：病毒传播和政治地理学的悲剧性碰撞。
当前的危机是病毒传播和政治地理学的悲剧性碰撞
美国的两党制是围绕着人口密度的鸿沟来安排的。民主党在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 era）时期动员制造业工人的时候，第一次成为城市党。此后的每一个新的政策问题，从民权到堕胎到枪支到对科学的投资，民主党都会承担起城市居民的利益，而共和党则为越来越多居住在郊区和农村地区的群体代言。结果，两党都成了地域利益集团的集合体。这种地方本位主义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共和党人往往不屑于在城市立法区派出候选人。除了少数例外，共和党官员很少有选举动机来关心民主党的大城市选民的利益和优先次序，而这些城市正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首次出现和蹂躏人口最严重的地方。到3月16日，当旧金山湾区各县率先命令市民就地庇护时，美国76%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发生在城市县中，而这些城市县在2016大选中有超过60%的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而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县中，死亡人数极少。
因此，疫情迅速成为城乡党派分歧中的另一个问题，这与枪支管制或移民问题没有什么不同。许多共和党官员淡化病毒的危险性并拒绝采取行动，他们忠实地代表了他们的非城市选民的观点，而在3月的关键的最初几周，病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威胁。这些官员还面临着来自企业主和工人对社交疏离措施的反对，他们的收益和收入将受到城市中心经济活动被限制的威胁。因此，当民主党的美国城市居民开始关闭经济活动时，共和党的据点如郊区和农村的人们仍在照常生活：上班、送孩子上学、涌进餐馆。
社会和文化因素加强了这种分化。城市的美国人往往拥有庞大的社交网络，这些网络可以延伸到其他城市和国家，这使得许多未受影响的城市的人在整个3月份直接了解到这一新病毒的影响。而农村的美国人，则倾向于拥有更小、更孤立的社交网络，关于病毒危害的大部分信息大都来自于沿海发达城市的民众所谓不信任的媒体。而且，最近的研究表明，与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的道德义务感相比，美国农村居民已经形成了一种更加注重本地群体的责任感。结果，农村官员没有动力去担心似乎是城市才有的疫情问题。
地点，地点，地点
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未能于病毒在中国首次出现后的几个月内开发和分发检测试剂盒，因此无法进行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感染者。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以一种对经济造成异常大的代价，并有可能影响到颁布这些措施的民选官员的职业生涯的方式关闭社会和经济活动。就连很快就成了这场大流行病震中的纽约市的民主党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很难下定决心。但最终，由于病毒在密集的城市中快速蔓延，相关的州长、市长和县长们别无选择。由于病毒在城市中的发病率，这些地方首长中大部分是民主党人，但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此前在人口较密集的地方选举中获胜，包括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的州长以及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市长。
由于美国联邦制的性质和各州内部公共卫生政策决策的权力下放，川普和大多数共和党州长都有一个专门为他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政治策略：由于公共卫生的威胁似乎集中在大城市，显而易见的策略是让民主党的州长、市长和县长执行这些可能不受欢迎的社会疏远措施，从而“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衰退，或许还有死亡人数的后果。川普政府对行政权力的看法异常宽泛，总统一度宣称他在重开经济问题上享有“完全的权力”。然而，在疫情初期的关键时期，联邦行政部门却鼓励各州县选择自己的减灾政策，甚至互相竞标医护装备，将自己限制在签署支票和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活动当中。
同样的避责策略在州一级也同样具有吸引力。由共和党领导的得克萨斯州政府中止了与奥斯汀和达拉斯等城市的独立权力的斗争，遵从那里的民主党官员发布和执行停工令。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为他缺乏采取行动辩护，认为这是一种“外科手术”方法，该方法仅应该在由民主党控制的人口稠密的地区实施停工。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或作为公共政策，其意义不大。鉴于民众有能力穿州过县以便在餐馆用餐或去海滩玩耍，这种不协调的零散的关闭方式注定会失败。
病毒和选民
3月下旬，由于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开始从占压倒性优势的民主党城市县转移到更具竞争力的郊区和城郊县，应激性的措施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新冠病毒扩散到郊区、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以及在加州等地颁布的社交疏远政策被证明是成功的，党派分歧有所消退，非城市地区的官员们不情愿地迟缓地接受了城市更早实施的弱化版的社交疏远政策。然而，漫长的潜伏期和在大都市区之外缺乏检测手段意味着一些抵制社交疏离措施的官员可能等待了太长时间，其中包括一些人口极为脆弱且医疗基础设施欠发达的地方。
该病毒的地域传播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病毒的危险以及社会疏远的重要性的态度的调查刚出现时的趋同有关，在即将来临的困难日子里，也许会为新发现的共同目标提供一线希望。但是，有强大的力量推动进一步的极化。与病毒有关的党派行为和态度差异并未消失，大多数死亡仍发生在贫穷的城市社区。
此外，双方的地域基础很可能会在关于如何和何时重开企业的争论中把他们推向相反的方向。反对政府规定的社会疏远措施的农村运动正在形成，特别是在面临毁灭的企业主当中。在短期内，对于农村共和党人和城市民主党联盟的成员来说，对公共卫生和经济复苏之间的权衡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其中包括在最危险的服务部门工作的少数族裔以及受教育的可以远程办公专业人士。从长远来看，如果在城市而非农村地区出现群体免疫效应，那么情况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病毒和政治地理学的交汇将继续破坏决策和政策的执行。这场新冠疫情既明确又增加了由地方本位主义塑造的政党政治本来已经很高的运作成本。
来源：外交杂志
原标题：美国的城乡鸿沟如何影响新冠疫情——地理政治两极分化的高昂代价 （How America’s Urban-Rural Divide Has Shaped the Pandemic--The High Cost of Geographic Political Polarization）
作者简介：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编译 文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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