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吴奶奶拿着她丈夫徐爷爷的照片，徐爷爷在武汉冠状病毒爆发期间去世。（Liu Bowen / For The Times）
洛杉矶时报 发自中国武汉 这名钢铁工人数了数尸体，他们三三两两地被抬出医院，装进殡仪车，然后开车离开。每一个装尸袋，都意味着另一张空床，和他父亲生存的机会。
这位名叫杨的钢铁工人，在医院外面的车里睡了两天。他的父亲裹在毯子里，在急诊室的长椅上瑟瑟发抖，呼吸着氧气罐里的氧气。他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但是老人没有床位。
一月初，当杨开始看到比平时更多的葬礼挽帐，听到关于武汉新病毒的传言时，杨曾警告他的父亲不要外出。但是他的父亲不听。当时，他们周围的人似乎都不担心，只有他那顽固的儿子（指杨），从境外的互联网上读了太多阴险的信息。
“我老了。我迟早会死的，”杨的父亲开玩笑说，他趁杨上班的时候溜出去散步。
一个月后，他去世了。
即使在武汉重新开放一个月后的今天，那些日子仍然在杨的脑海中重现。在这个冠状病毒发源的城市，政府的胜利叙事充满了由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口号，印在红色横幅上，闪烁着在长江的天际线上。
经过几个月的封锁，这个工业中心通常的污染已经烟消云散，开阔的天空露出了高耸的桥梁，湖面上漂浮着粉红色的睡莲。人们排队购买一桶桶的小龙虾，吃着爽脆的香辣藕片，在早餐摊位徘徊，品尝拌着芝麻酱的热干面和三鲜豆皮饭卷。
钓鱼客和家庭回到河边，放风筝，自拍，周日躺在吊床上消磨时光。
然而焦虑依然存在。一些人担心会出现第二波冠状病毒感染——最近媒体报道了新的感染病例，引发了全市范围的检测。其他人则担心经济损失：失去工作，迫在眉睫的债务和持续封锁的成本，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受到这场灾难的影响，这场灾难已经感染了500多万人，导致34万多人死亡。
对于武汉的许多人来说，最初被欺瞒、封锁和遗弃的愤怒，已经被其他国家不顾早期警告而未能遏制病毒的担忧所取代。人们还有一种愤怒的感觉，认为全世界将冠状病毒归咎于他们，而他们只是第一批感染冠状病毒的人。
与此同时，北京把武汉塑造成了一个英雄城市。武汉是一个作出牺牲的城市，它的人民作出奋斗和牺牲，制止了病毒、拯救了国家。但武汉的许多人说，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想要过这种荣耀，现在他们每天都在回忆那些逝去的人，同时努力弄清前方的道路。
“简直是地狱，”杨说。他的父亲在2月14日得到了医院的病床，也就是他检测呈阳性的三天之后。但是医生说已经来不及救他了，于是在重症监护室医院外安排了一个位置。没有护士给他喂食或给他洗澡。53岁的杨决定留下来亲自照顾他的父亲。
但是他的母亲，在一次工厂事故中失去了她的手臂并患有老年痴呆症，仍然呆在家里。他的妻子、女儿和姐妹因为封城被困在其他地区。那个时候，汽车已经不能开到医院，所以在六天里，杨在家和父亲的病房之间来回骑自行车。
每天三次，他会戴上浴帽、雨衣、手套、护目镜和工厂口罩，给父亲喂饭，给自己消毒，然后骑自行车回家，脱光衣服，用酒精给全身消毒，给母亲做饭——母亲一直在问她的丈夫是否死了。“他没死。我不会对你撒谎的，”杨对她说。
到了第四天，他的父亲开始失去知觉。他的右臂失去了活动能力，只能用左臂挥舞并试图拉下氧气面罩。杨训斥了他一顿。“你们想我死，”他父亲说。
老人停止了进食。杨向一位护士求助。她抓住他父亲的胳膊，给他打了镇静剂和放置了一根营养管。杨和他的姐妹们花了几千美元买了30个营养针来救他。护士只给了他注射了一管针。第二天，2月21日，他去世了。
在封锁之前，武汉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一月份以来的三个星期，政府官员一直表示该病毒是“可防可控的” ，而且不会发生人际传播。八个人，包括后来众所周知的李文亮医生，因为“散布谣言”而在国家电视台受到指责。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坚称，在1月份的一周多时间里，没有出现新的病例，当时该市正在举行政治会议（两会）。居民们继续购物，到餐馆吃饭，和成千上万的客人一起参加春节聚餐，没有意识到死亡在他们中间蔓延。
直到1月20日，以在非典流行期间大声疾呼而闻名的医生钟南山才在国家电视台上宣布，病毒存在人际传播传播。三天后，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被封锁。
一名一线医生表示，他的同事已经戴口罩好几周了，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官员的声明。由于不允许与外国记者交谈，这名医生要求匿名。他负责巡查医院400张病床中的50张，这些病床很快就被填满了。
他们有一个呼吸机可供50个病人使用，其余的靠氧气罐供氧，但是氧气压力不够。人们瘫倒在走廊里，口吐白沫——这是他们的肺快要“溺死”的迹象，医生说。他说，其他人在“恐惧中”倒下了，也许是心脏骤停。
许多早期死亡的人没有被计算在内。医生说，只有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被记录在案，而且许多病人因死得太快以至于无法进行检测，特别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检测。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治疗方法。
“没有办法救他们。没有足够的床位，没有足够的设备，没有足够的设施，没有足够的人员。”他说，“作为一名医生，你会感到无助，试图帮助他们呼吸。你只是看着他们的含氧量下降，下降，下降，你什么也做不了。跟不上病情变化。”
这座城市的痛苦和失落将在全世界被复制，在人们耳边诉说着同样的故事。35岁的 MC 说，医院外面的街道阴冷空荡，好像是一座死亡的城市。MC 是一名美甲沙龙的老板，后来成了一名志愿者，为全城的医院和贫困家庭送去食物和口罩。
1月24日除夕，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中有奢华的舞蹈和迷人的主持人开怀大笑。而在武汉，这是封城的第二天，整个城市一片寂静。
“我感觉：我的城市病了，” MC 说。她记得在黑暗中驾车穿过桥梁，在路上只看到救护车和殡仪车。她不断听到人们说中国将牺牲她的城市来拯救这个国家。“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必须拯救自己，”她回忆当时的想法。
一天晚上，一辆救护车把一名老年男子和一名老妇人送到硚口区附近，然后加速离开。他们是吴奶奶和徐爷爷，都94岁了。他们住在楼上的女儿通常会照顾他们。但是她于1月28日因新冠肺炎住院，两天后去世了。
一名保安拍摄了这段视频，视频中吴奶奶走向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在二月初被一辆救护车放下后倒在地上。 通常照顾他们的女儿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女儿的丈夫也很快去世了。 (Liu Bowen / For The Times)
徐爷爷曾经是一位文学教授，因为他的写作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去年，作为中国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他和吴奶奶在一个由受人尊敬的学者参加的城市纪念仪式上受到表彰。那天也是他们结婚70周年纪念日，徐背诵诗歌，唱京剧，很得心应手。
一个保安拍了那天晚上的一段视频：徐爷爷跌倒了，摔倒在地。吴奶奶穿着睡衣，推着一个助步器蹒跚着走向他。没有人敢碰他们。他们刚从医院回来，他们的家人感染了病毒。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生病了？
“我拉着他，拉着他，他没有动，”吴奶奶说。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他们俩最终回到了楼上的公寓，但是徐爷爷没能活下来。
他们的大女儿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看不到他们，我们不能照顾他们，我们很无助。”她和她的丈夫住在纽约，来武汉度假。从新冠肺炎中康复后，他们在二月中旬与吴奶奶团聚，并留下来照顾她。他们要求报道中不要用他们的名字以便保护他们。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家人，我的妹妹。没有任何我父亲的死因和说明。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回家时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死的？” 大女儿说。她的母亲开始哭了起来。
整整10天，唯一照顾吴奶奶的人是一个政府雇佣的“网格”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监控附近的家庭。
“不要接触她，”该工作人员的同事说。但是该工作人员每天都来，哄着吴奶奶吃点粥。
吴奶奶的女儿说：“美国做不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该工作人员要检查每所房子，测量体温，送来食物。”她的丈夫认为，当地官员宣布这种疾病的时间晚了三个星期，他想起诉驱逐他岳父岳母的医院。但他表示，中央政府在2月份接管时做得很好，尽管这座城市仍然受到创伤。
“在武汉，患病的人和没有患病的人感觉也不一样。你不知道那种恐惧的感觉，”吴奶奶的女儿说。“我们写下自己的遗嘱，准备后事。”
虽然这种冠状病毒让一些中国人意识到了他们政府的缺陷，但也粉碎了许多人对西方的理想化观念。
刘先生是武汉的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他用手机秘密拍摄了过度拥挤的医院的录像，希望能向全世界传播信息。他感到震惊和失望的是，尽管其他国家有更开放的社会和对这一流行病的早期信息，但似乎未能遏制冠状病毒。(Liu Bowen / For The Times)
“我既惊讶和失望。我正在重新思考我对美国的了解，”43岁的刘说。他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和保安，帮助建造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紧急医院。
刘自称为“觉醒者”——他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共产党的威权主义、腐败和压制言论自由。他曾把美国的民主政治视为中国的典范。他是活动人士的朋友，曾在建筑工地和医院用手机秘密地拍摄录像，以提醒其他国家武汉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非常努力地告诉世界，”刘说，“然而，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他们仍然失败了。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
刘说，如果连他都对美国失望了，那么毫无疑问，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人们非常愤怒。政府让我们的医生保持沉默。但现在恰恰相反：西方似乎更糟糕。这些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刘说，“即使面临经济困难，工人们也会说这是一场自然灾害。他们不会责怪政府。他们认为政府很好地保护了他们。”
另一名武汉志愿者、40岁的周键（Key Zhou）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美中关系紧张和民族主义抬头。他每天都能在国家电视台和网络上看到充满仇恨的言论，武汉小说家方方被贴上了出卖给西方的标签——因为她的冠状病毒生活日记以英文出版。
人们互相攻击的方式让他想起了自己在禁闭期间看到的场景：被感染的人为了泄愤向电梯按钮吐口水，并对志愿者大喊，“如果我不能活下去，就没有人能活下去! ” 有时候他也想尖叫。
周担心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或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他的一些朋友现在正在囤积食物，不是因为冠状病毒，而是为了应对制裁或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
“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它如何撕裂我们的关系，”周说。“当人们恐惧、焦虑的时候，我们就相互伤害。但这是我们的错，不是病毒的错。这是人性，不是中国人或美国人。”
作为一名钢铁工人，杨先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思考国际事务。他父亲死后，他不得不被隔离在一家旅馆里。起初他拒绝了：他有两只狗，六只鸡，他父亲的屋顶菜园，还有他母亲要在家照顾。
最后，他的母亲和他一起在酒店隔离，这些狗被送到宠物医院，小鸡靠额外的饲料存活了下来。
“那些狗，那些鸡，我都救了，”杨说。“我唯一没能救的就是我的父亲。”
杨的大姐在父亲去世后精神崩溃。她拒绝见家人，但正在接受心理治疗。杨担心自己的抑郁症会复发，两年前抑郁症一度让他瘫痪了。
他回到了钢铁厂，那里有一个专门负责退休干部的部门。当他拾起父亲的骨灰并将其存放在墓地时，都在他们监督之下。他和他二姐从楼顶花园摘下一把菊花放在那里。他最终想把父亲的骨灰带回他们在湖南的家乡。监督人员可能也会跟着他到那里。
“这是政治问题，”他说。“他们不会让你一个人回去的。”
杨先生的父亲的屋顶花园，他和他的母亲现在维护。（杨先生）
当杨思考他父亲的死亡时，他发誓说：“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需要上天的公正。” 但他也责怪自己：“他一定是碰了什么病毒。我应该给他手套的。”
每天，他的母亲都会问他的父亲去哪里了。她的记忆正在消逝，曾经的一切都在消逝。杨回答了她的问题，并让楼顶花园活了下来。
（记者 Alice Su，编译 文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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