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外交杂志 报道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华盛顿终于明白，苏联不仅是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也是一个技术和军事对手。人造卫星使苏联在一个关键的技术领域暂时领先于美国，这对其通讯和发动战争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斯普特尼克不仅改变了美国看待苏联的方式，也改变了它理解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的方式。作为对苏联成就的回应，美国投资了太空技术，并试图更好地理解（和破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大学扩大了他们的俄语课程。最终，大约30年后，一个现代化的美国版本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星球大战计划，被认为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的终结，一种相反的斯普特尼时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可能是中国不太可能出现的斯普特尼时刻。通过迅速有效地应对疫情，揭示了世界对医疗器材生产的依赖，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的明确必要性。在美国两党精英和世界公众的眼。中国已经羽毛丰满。这次危机过后，美国和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将不再像以前那样。
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和中国对新冠疫情威胁的不同反应使两国相互竞争的政治制度的对比更加明显。这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在争夺全球影响力，因此一个体系与另一个体系相比的成功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在为本杂志撰稿时，我把中国和美国对待市场的方式分别描述为政治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在当前的坩埚中，每一方都表现出了自己的优势和缺点。
中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最大的资产就是集中权力和控制大量资源的能力。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结构，中国能够非常迅速地实施严厉的政策，并将资产（包括医生和护士等人力资产）转移到最需要的地区。如果没有这些措施，中国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上海，一个有2400万人口的城市，仅有两位数的新冠死亡病例，而在实施隔离后仅仅三个月，武汉现在基本上没有新的感染。
但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也有其弱点。经济学家许成钢将中国的体制描述为一个地区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省级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只要他们是为了追求中央确定的目标而部署这些权力。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包括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吸引外国投资者，有时还包括控制污染。该系统有效地允许省级和地方当局利用其最了解和认为最适当的手段实现这些目标。但中央政府根据地方政府如何看待自己的管理给予奖励，因此地方政府也有隐瞒不良事态发展的动机。
湖北省地方政府对第一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的决定性反应并不是一个反常现象，而是中国地方分权威权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政府的反应是犹豫不决，甚至否认，因为他们不想给人留下缺乏控制或管理不善的印象。他们尽可能少地向中央传递有关这种神秘传染病的信息，即使疫情的种子已经播下。只有当问题太明显而不能掩盖时，真相才能自下至上。在这一点上，中国中央政府以高效和专业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弥补了一些疏漏。
美国政治体系对病毒的反应方式与中国完全相反。中央当局，美国联邦政府及其机构，呈现出一幅混乱和业余的画面。在疫情的最初时刻，联邦政府完全缺席，所以它或多或少地留了下来。但是美国联邦制赋予各州的角色，能帮助弥补联邦政府的弱点。
当美国联邦政府制度，被毫无意义的新闻发布会搞得焦头烂额时，各州接管了危机的管理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展示了联邦制度的力量和韧性，联邦制度不同于中国那种“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 ，它将真正的权力下放给各州，即使它们可能与联邦的优先事项发生冲突。各州采取了不同的社会疏远措施，下令关闭社会及经济运转，支撑医疗系统，为医生和护士采购个人防护设备，并制定了自己的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制度。有些人甚至不顾联邦政府的建议或时间表，自行采取了这些措施。
仅凭美国联邦制度的韧性是否能够战胜这场疫情，或者不同州政府的做法和优先事项之间的不和谐声音是否会有助于州政府的施政，仍有待观察。传染的性质在于，在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中，相邻州的错误决定或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破坏另一个州的最佳努力。
世界正在密切关注两种制度，政治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分散的威权主义和联邦制，对同样的危机的反应。许多人会忽视危机的根源，并认为中国的反应比美国的好。毕竟，中国正在回归令人羡慕和渴望的正常生活：公司重返工作岗位，零售店开业，星巴克顾客放松地喝着咖啡。
到目前为止，政治资本主义占了上风。但事实证明，苏联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转瞬即逝，如果对方选择利用其重大优势，例如决策的灵活性、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和透明度，那么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也可能转瞬即逝。后者的好处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上：美国人可以接触到几种不同的伤亡数据，而在中国，只有可信度值得怀疑一种数据。美国的这些优势与两国内部组织结构的差异密切相关，即国家一级或省一级的权力是由中央授予还是自然属于二级行政单位。这种差异反过来又产生于政治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界定特征。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以及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在疫情危机之前只是一个预兆，但现在已经公开化了。
作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斯通社会经济不平等研究中心的资深学者，伦敦经济学院百年荣誉教授。
（编译 文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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