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大流行病将加速历史的发展，而不是重塑历史
——不是每一个危机都是转折点
作者：理查德·内森·哈斯（Richard Nathan Haass），是美国外交官。 自2003年7月以来，他一直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总监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密切顾问。（据维基百科）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危机，所以很自然地认为，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新型肺炎出现后的几个月里，分析家们对这场大流行病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正在进入的世界将与以前的世界有本质上的不同。有些人预测，这场大流行病将带来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另一些人认为，它将引发中国领导力的消亡。有人说，它将结束全球化；有人希望它将迎来一个全球合作的新时代。还有人预测，它将使民族主义膨胀，破坏自由贸易，并导致各国的政权更迭，或者说上述所有这些都有可能。
但是，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的世界不太可能与之前的世界完全不同。新型冠状病毒不会改变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向，反而会加速世界历史的发展。这场大流行病和对它的反应揭示并强化了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结果，这场危机有望成为一个转折点，而不是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一直在行驶的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现在预测危机本身何时结束还为时过早。无论是在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内，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守社会疏导准则和建议的卫生标准；快速、准确和负担得起的检测、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供应情况；以及为个人和企业提供的经济纾困程度。
然而，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的世界将是可以想象的。美国的领导力减弱、全球合作动摇、大国不和：所有这些都是新冠出现之前的国际环境的特点，而这次大流行病使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它们可能会成为今后世界上更加突出的特点。
“后美国”的世界
当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明显缺乏领导力。美国没有团结全世界共同应对病毒或其经济方面影响。美国也没有号召全世界跟随它在国内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国家正在尽其所能地照顾自己，或者向中国等已经度过了感染高峰期的国家寻求援助。
但是，如果这场危机之后的世界将是一个美国主导地位越来越低的世界————几乎不可能想象今天有人会写出“单极化的时刻”。这种趋势几乎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十年来，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法利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说的“其他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结果，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和军事实力持续增长，但美国的相对优势却在下降。但更多的是，这是美国意志动摇的结果，而不是美国能力下降的结果。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监督从阿富汗和中东地区撤军。唐纳德-川普总统主要运用经济力量来对抗敌人。但他基本上结束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存在，并试图在阿富汗采取同样的行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他对结盟或保持美国在解决重大跨国问题上的传统主导作用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
早在COVID-19肆虐地球之前，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这一变化的前景是川普“美国优先”信息吸引美国人的重要部分，该信息承诺，如果美国在国外少做一些事情，把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美国将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这种观点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浪费的、不必要的、与国内福祉无关的。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强化这种观点，尽管事实上，它反而应该强调国内福祉如何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他们会说，美国将不得不专注于纠正自己过往的做法，将资源用于国内需求而不是国外需求，用于黄油而不是枪支。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这个国家需要并能够负担得起这两方面的需求，但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相同的。
与美国的政策选择一样有影响的是美国的榜样力量。早在新冠肆虐地球之前，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已经出现了急剧下降。由于持续的政治僵局、枪支暴力、管理不善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阿片类药物的流行等等，美国所代表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联邦政府对这一流行病的反应迟钝、不连贯，而且往往毫无效果，这将使人们更加认为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
无政府主义社会
一场从一个国家开始并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大流行病，就是全球挑战的定义。这也进一步证明，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这场大流行病在开放的和封闭的国家中肆虐，富国和穷国、东方和西方都有。现在缺少的是任何有意义的全球反应的迹象。(牛顿定律，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显然已被中止。) 世界卫生组织本应是应对当前威胁的核心，但它几乎毫无意义，这充分说明了全球治理的糟糕状况。
但是，尽管这一流行病使这一现实变得特别明显，但其背后的趋势早已存在：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无法独自成功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而全球组织也未能跟上这些挑战的步伐。事实上，全球问题与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流行病的规模。可悲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国际社会”这个短语的使用似乎已经存在，但它主要是一种愿望，只适用于当今地缘政治的几个方面。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就会改变。
对这一流行病的主要反应是国家甚至是次国家的，而不是国际的。一旦危机过去，重点将转移到国家恢复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到人们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热情，特别是如果人们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遥远的问题，可以搁置起来，转而去解决更直接的问题，那就更难了。
这种悲观情绪的原因之一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应对大多数全球挑战的必要条件，然而美中关系多年来一直在恶化。这场大流行病正在加剧两国之间的摩擦。在华盛顿，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对此负责，这要归功于中国政府数周来的掩盖和不作为，包括未能及时封锁武汉这个疫情爆发的城市，并允许数千名感染者离开，使病毒扩散到更远的地方。中国现在试图把自己说成是应对疫情的成功典范，并以此为契机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只会增加美国的敌意。同时，当前的危机不会改变中国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也不会减少中国对美国在贸易、人权和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的不满。
两国经济“脱钩”的想法在这场大流行之前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吸引力，其驱动力来自于美国国内的担忧，即美国在许多必需品方面变得过于依赖一个潜在的对手，并且过于容易受到中国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影响。脱欧的动力将因这场大流行而增加，而部分原因只是因为对中国的担忧。伴随着刺激国内制造业的愿望，人们将重新关注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全球贸易将部分恢复，但更多的贸易将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来管理。
这一流行病可能会加剧过去15年来明显的民主衰退。
发达世界大部分地区对接受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抵触情绪，至少在过去50年中，这一趋势一直很明显，也将因这一流行病而加剧。这将部分是出于对输入传染病风险的担忧，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将使社会对接受外来者抱有戒心。即使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情况下，这种反对意见也会增加，因为经济无法再支撑起他们的人口，因此，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将继续大幅增加。
其结果将是广泛的人类苦难和对无力承担的国家造成更大的负担。几十年来，国力衰弱一直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问题，但这一流行病的经济损失将导致更多的国家衰弱或崩溃。这几乎肯定会因债务问题日益严重而加剧：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为支付卫生保健费用和支持失业者而支出的需求将导致债务激增。特别是发展中世界将面临着自己无法满足的巨大需求，鉴于国内的需求，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提供帮助还有待观察。在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以及整个非洲，确实有可能发生余震，可能干扰全球复苏。
新冠扩散到欧洲并通过欧洲传播，也突出表明欧洲项目失去动力。各国大多对这一流行病及其经济影响作出了各自的反应。 在大流行病后的世界里，主要的问题是，钟摆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从布鲁塞尔向各国首都摆动，因为各国质疑对本国边境的控制是否能减缓病毒的传播。
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加剧过去15年来明显的民主衰退。人们将呼吁政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限制人口流动还是提供经济帮助。公民自由将被许多人视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危机中无法承受的奢侈品。同时，一旦大流行消失，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自由国家所构成的威胁仍将存在。 事实上，当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很可能已经增加了。
乱世
三年多前，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混乱的世界》（A World in Disarray）的书。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全球格局：大国竞争加剧、核扩散、弱国、难民潮汹涌澎湃、民族主义加剧，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减弱。这场大流行病将改变的不是混乱的事实，而是混乱的程度。
理想的情况是，这场危机将重新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国际秩序，就像二战的灾难性事件导致了近四分之三世纪以来促进和平、繁荣和民主的安排一样。这种秩序将包括加强合作，监测传染病的爆发并处理其后果，以及更愿意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网络空间规则、协助被迫移民以及处理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
但是，没有什么理由相信，在这次最新的全球灾难之后，过去的事情会重演。当今世界根本不利于塑造。权力分配在国家和非国家的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大多数情况下缺乏共识。新的技术和挑战已经超过了应对这些挑战的集体能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享有国际的地位。
更有甚者，美国目前不愿意在国际上发挥主导作用，这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长期战争带来的疲劳，以及国内需求不断增加的结果。即使像前副总统乔-拜登（Joseph Biden）这样的外交政策“传统主义者”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胜出，来自国会和公众的阻力也将阻止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恢复扩张性的角色。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既有愿望也有能力填补美国创造的空白。
二战后，应对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需要激发了美国民众支持自己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承担起领导作用。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曾著名地表示，政府必须提出“比事实更清楚的论点”，才能让美国人民和国会为遏制苏联作出了努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援引中国的威胁同样可以在今天激起公众的支持，但以反对中国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很难适应应对塑造当今世界的全球性挑战。同时，呼吁美国人民把解决这些全球问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将继续是一个艰难的卖点。因此，更值得考虑的先例可能不是二战后的时期，而是一战后的时期，一个美国参与度下降、国际动荡加剧的时代。其余的，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都是历史。
来源：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编译 文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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