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饥饿的记忆

爷爷祖辈生活在粤东客家山村里，到爷爷那一代，已经是三代单传。

奶奶是个童养媳，九岁到了爷爷家，十三岁圆了房，十六岁生了大伯。三十年代未四十年代初，爷爷好赌，把家里几十亩地全部输光了，家境日益艰困，连耕田的水牛都输掉了。

大伯父年近二十，与同样是童养媳的婶婶圆房后自己单过。没有活路，跑去学人做土匪打劫，在山口埋伏一整天，才碰上一个卖豆腐的人经过，钱没抢着，只抢了几块豆腐回来，这事给家里带来了一场劫难。

这时家里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本来不止五个，中间还生了几个女娃，家穷养不活，爷爷都给扔尿桶里淹死或扔灰堆里呛死了，只有两个姑姑哭得响亮，留了下来，听说小姑姑是没呛死，让奶奶抱了回来。

奶奶跟我说起这些事时，一脸平静，只是略带遗憾地说，有的女儿只听到哭声，一面都没见过。


五个孩子嗷嗷待哺，爷爷身体又不大好，家里苦无生计，吃了上顿没下顿。奶奶刚生完我爸爸，便挑起了家里生活的重担。她真是“挑”起来的。家乡木头多，有人在山上烧木炭，要雇脚力把木炭挑到市集里去。这一般是男人干的活，烧炭的人经不住我奶奶的央求，只好答应。奶奶天没亮就得上山，挑上一百五十斤的木炭，要走到午后，才能送到市集，拿到工钱，买好米和蕃薯，再挑回家。回到家时，往往天又黑了。

每天挑炭赚的脚力钱，只能让全家人勉强果腹。奶奶说，临到市集前的几里路，肚子都会很痛，治这种肚子痛，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回到家后，拿几块冷蕃薯吃下去，马上就见效。没有冷蕃薯的时候，只好硬忍着去做晚饭。

辛苦了几年，临近解放，二伯父三伯父也大了些，家里的境况略有好转，也养了头猪。抓丁的事又来了。按理大伯父已经分家单过，奶奶不用再为他操心，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只好想办法疏通。这个时候，大伯打劫抢人豆腐的事被人扯了出来，只好把家里辛苦养的猪用来打点保长们及村中长老。家门口刚长成材的一排杉树，也让他们砍了去，家里再次陷入穷困境地。

奶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她再没怎么理过大伯父及大伯母，直到她九十四岁高龄去世。公社化时，年长的爷爷被有份吃猪肉后来又做了村干部的人逼着去放牛，一时想不开，摘了有毒的树叶吃下去，自尽了。奶奶一直记恨着那些吃过猪肉的人，并不断提醒她的子女不要跟那些人的家人来往。

有个有意思的小插曲，临解放前，才七八岁的爸爸，在外面捡到了一只金戒指，换来的钱买了粮食，让家人吃了半年的饱饭。我百思不得其解，以我乡邻的境况，谁有那么大的一只金戒指？


解放后，日子稍为安定。土改时家里给定了一个“下中农”。奶奶感叹，幸好爷爷把田地输光了，才没定为地主，她没跟我讲定为地主会怎么样。后来我去打听，据说乡里几个定为地主的，后来都给斗死了。

搞大食堂后的那两年，全村人都在挨饿，脚上一按一个坑，半天浮不起来。客家人都种大芥菜用来腌酸菜，一般贴着地面把整颗大芥菜砍断，地面上的经过晾晒后，用于腌制酸菜，地下部份就不要了。那几年实在饿得没办法，只好把地下的菜根也挖出来，捣碎了和着蕃薯吃。大集体，不让搞个人的东西，挑木炭的活计也没有了。

小姑嫁给了陆丰县政府的一个司机，奶奶到了小姑姑家，减少家里吃口粮的人。最困难的时候，姑父也捎些米过来，一家人算是挺了过来。

奶奶说，那几年，我们村那里没有发生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也不错。主要是大跃进的时候，队长浮夸，上报的产量高，要上交的粮食也多，村里就没剩下什么了。浮肿很普遍，但没有听说饿死人。

后来，不管吃的是什么，总能填满肚子。平常我兄弟几个对饭菜稍有抱怨，奶奶就扔来一句：能有蕃薯饭吃，你们就该知足了。

爸爸出生在1945年年初，解放前后那段日子，他说他不大记得了。五十年代未那几年，已经上到小学的四五年级，懂事了，对村里的事有些了解。

五十年代末的时候，上面给乡里订了“四千四万”的指标，也就是水稻达到亩产四千斤，番薯达到亩产四万斤。大人们把田里的番薯挖出，集中到一块地里，按一垄垄放好，再盖上土，等待上面来人的检查。爸爸说那时候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大家干劲都很足。

村里的食堂，就设在我家的祖房里，大家一起蒸饭吃，吃的都是米饭。队里的番薯，大家可以随便拿回家。爸爸认为，这期间大家的浪费是造成后来困难的原因之一。

爸爸所说的另一个原因，与奶奶说的差不多，都是上面按下面上报的产量收取公余粮，下面几乎没剩下多少口粮。食堂开了不到一年就难以为继，只好散伙，各吃各的。这个时候村里已经普通出现饥荒的情况，我家里也不例外，猴头、山苍叶、赤蕨，木薯根都成了果腹的食品。最困难的时候，乡亲们普遍出现了浮肿，政府对浮肿严重的人发了糠饼，糠有利尿的作用，很快能消肿。爸爸跟我说起这些事的时候，妈妈插话说，那时最怕上厕所，吃的东西太粗，拉不出来。爸爸说没有听说过有饿死的，但那几年老人死亡的较多，可能与营养不良有关。


爸爸在1958年，他15虚岁的那一年上了初中。中学时实行供给制，每月可以领到18斤大米，平均每顿是二两米，后来高中时加到了21斤。初三那年是家里最困难的一年，爸爸每个星期要从家里带上番薯到学校，把每顿二两的米省下一两带回家，给二伯父刚出生的女儿做米糊吃。大伯父摔伤了，要用酒做药引，买不到酒，酿酒用的一升米也是爸爸从学校省回来的。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一个周末爸爸回家时，学校的米让人偷走了三四斤。爸爸知道家里困难，不敢告诉家里人，每顿饭只能吃半两米，吃了一个多星期。在61年的时候，爸爸也出现下肢水肿。

爸爸跟我说了一件趣事，英文老师教他们用英文从一数到十时，用客家话编了一个谐音句子：“番薯皮冇批食得去涯腾”，意思就是：“（如果有）番薯不削皮就吃掉，（那）我也要”。学习的记忆，都是与饥饿有关的。

爸爸62年上的高一，念完高一的时候，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却难忍饥饿，只好中途缀学。如果那个时候能吃饱饭，温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他而不是我了。辍学后爸爸回到了生产队，到了62年底，境况慢慢改善，饿怕了的人们，也分外努力从田里找饭吃，这个时候家里基本上能吃饱番薯饭。

63年年头的时候，爸爸应征入伍。在部队里，头半年的时候仍在挨饿，大家要一起分饭吃，尽管每个人每顿有半斤米的定额，但分到每个人碗里却只有两小碗，新兵训练量大，很快就饿了。他们所在的连队事务长到外面取经，学会了煮高产饭–把煮好的饭再放在蒸笼上蒸，煮出来的饭，每一颗都有爆米花那么大。吃的时候能撑饱肚，就是饿得特别快。部队后来自己搞了点种养，慢慢也能吃饱饭了。在新兵营呆了半年后，部队拉到了汕头牛田洋围海造田。这个阶段基本能填饱肚子，但因围海造田太消耗体力，有时也要从每个月仅有的六元补贴当中拿出点钱来买饼干充饥，剩下的寄回家帮补家用。当兵的这几年，爸爸落下了严重的胃病，并且因此留队治病，他比他的战友晚退伍了两个月。72年初，在我满月的那一天，他的胃溃疡穿孔，整个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爸爸在69年6月初退伍，在他退伍后的两个月，百年不遇的7·28强台风正面吹袭牛田洋，大堤被台风及海浪摧毁，海水倒灌，把整个牛田洋垦区淹没，将他们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爸爸对当年“人在堤在，死保大堤”的做法深不以为然，他说，台风可以把几百吨的大船掀上岸，血肉之躯怎么能挡得住？当时他所在的41军122师已经换防，守堤的换成了别的部队，他对情况不太了解，但据他的战友说，死了不少人。

回到生产队后，发现生产队的状况甚至不如63年，他说是村里人对吃不饱饿不死的现状麻木了，大家都出工不出力，粮食反而不够吃。番薯米饭，勉强度日。


70年，爸爸在大队队部工作的时候，认识了我妈妈。结婚后跟二伯父分家，只分到两间房和几个碗，奶奶跟了我家。奶奶每天跑到地里打猪草或是到番薯地里翻别人挖剩的番薯仔，大些的留来做杂粮，小个的番薯掺上猪草煮成猪食。直到卖了第一头猪，家里才添置了些东西。80年代初，打猪草成了我兄弟三个的固定任务，每天下午拎个竹篮出去，傍晚回到家的时候猪草有多有少，有时篮里猪草太少，妈妈就会威胁不给饭吃。这项任务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远的时候要走上几里地，去采一种猪爱吃的山芋苗，山芋苗的汁液沾到身上会痒很久。

70年11月，爸爸获国家分配安排，进了国营运输公司车队做售票员、行包员。71到75年间，分别有了我兄弟三个，生产队一般半年分配一次，每次每个人只能分到百把斤谷。爸爸每个月可以领到41.5元工资，加上夜班补贴，可能拿到45元左右。生产队分的东西不够吃，只好到外面去买，买回来的米，都是陈年的早米，煮出来的饭没有香味。除此之外，还买过木薯加到饭里煮着吃。木薯有毒，一般只作饲料或者作为淀粉原料。爸爸到市集挑选上好的木薯买回家。做饭前先用水把木薯泡透，用开水过一下，再加到饭里去煮。奶奶年纪大，爸爸胃不好，都只能吃米饭，木薯番薯带一点点米饭，就是妈妈及我三弟兄的饭了。如果小弟弟使坏，先把饭盛走，我跟大弟弟只好吃剩下的木薯或番薯。

生木薯煮着吃味道很不错，略带点甜味，但切片晒干后再煮，味同嚼腊。吃多了会便秘，只能跟番薯一块混着吃。后来我曾问爸爸总共买过多少木薯，他言辞闪烁，不愿多谈。或许在他看来，家人吃带毒的木薯，让他很不安心吧。我的印象里是买过三次，每次一百多斤，最后一次赶上80年的分田到户，没有吃完拿去喂猪了。

80年，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再挨过饿。但吃番薯饭的习惯，维持了好几年。

（此文曾以《饥饿》为题刊在2006年的《羊城晚报》上，作者：温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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