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评论 1966年夏天，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父、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打倒他亲自负责建立的政府和政党。他呼吁：“炮打司令部！”
几个月前，毛泽东的激进崇拜者，所有的人都没有在共产党高层担任正式职务，一直在流传着关于反革命阴谋和反毛派在中国体制最高层的荒诞阴谋论，在这个体制中党和国家是一体的。由于无法通过北京党中央高度官僚化和严格控制的媒体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指控，激进分子在毛泽东的暗中怂恿下，在远离国家首都的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他们的主张。
在由此产生的虚假信息和影射的气氛中，政治上的重要机构，特别是大学里的机会主义者变得胆大妄为，足以公开诋毁本来被认为是党和国家正常运作的机制。1966年5月下旬，北京大学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中级教授聂元梓公开指责大学领导层，进而指责北京市的共产党领导层在那个年代被“资产阶级”控制，从事反革命活动——当时最严重的犯罪。她在大学布告栏上张贴的大字报，在这个前互联网的模拟通讯时代，可能还算不上什么。然而，毛主席却认可了这篇诽谤性的檄文，命令在全国广播电台大声朗读，并在党国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
但是，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公开宣言，他号召“炮打司令部”，才彻底引爆了全国。毛泽东呼应并现在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几个月来一直在流传的阴谋论背后，他宣布，从党中央到组织的最底层结构的同志都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力于推翻革命，并积极地把“白色恐怖”强加给人民。毛泽东认为，对国家生存的真正威胁，不再是旧秩序的顽固分子，如资本家、地主、儒家；也不是中国的叛徒、前盟友苏联人。甚至也不是国外最坏的帝国主义，美国人。相反，生存的威胁现在潜伏在共产党本身的核心，在今天被称为“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地方。
听起来很熟悉？
毛泽东喜欢砸乱一切，并沉迷于动荡的混乱之中，呼吁年轻人起来起来斗争。而他们确实起来了。从1966年8月到11月，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涌入首都，参加疯狂的情绪化集会。他们手捧小红书，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睹主席的风采，陶醉在他的战天斗地的政治动员中，齐声高呼对主席忠贞的坚定不移。“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年轻人、易受影响的人和心怀不满的人在他们新近被封为革命救世主的角色中激情澎湃，他们向周围的权威代理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越是近在咫尺越好：老师、父母、工作场所的领导等等。事实上，在毛泽东呼吁群众炮打司令部的那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中学生，真的是青少年，将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卞仲云打死了。在接下来的八周内，仅在北京，这种类型的谋杀案就重复发生了近1800次。这还没算自杀、殴打以及其他所有的惨痛伤害。
这仅仅是个开始。到了1966年秋天和1967年，暴力在中国的城市中蔓延开来。激进分子的团伙试图夺取地方政权，但却遭到为生存而战的现状维护者的反击。政府机构遭到洗掠和抢劫。党的官员被捆绑起来，羞辱，并被扔在暴徒面前，有些人再也无法活着出来。工作场所，邻里，甚至整个城市都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武斗之中，因为派系对派系，同事对同事，学生对学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成员对家庭成员。激进的群众闯入军火库，掠夺里面的东西，从而将自动武器、手榴弹、火炮碎片注入全国性的混战中。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秩序严明的社会变成了《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描绘的场景。虽然最终的死亡人数仍然模糊不清，但超过一百万人可能失去了生命。
通过这一切，毛泽东沉浸在自恋中， 在他制造的混乱中高兴不已，他已经将国家。 在这个时期暴力最开始蔓延的时候，主席著名的狂想呈现在给妻子的信中，“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五个月后，在1966年12月他生日的晚上，他将举杯祝酒。“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对乱局的崇拜，以及对乱局所造成的屠杀的漠视，应该是不足为奇的。他对动乱的专注，他对暴力的神圣化，以及他随时愿意点燃可以点燃燎原之火的火种，都显而易见地存在于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著作中。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内心不屑于稳定，鄙视专业知识，讨厌官僚主义，以及对在受规则、法律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实现积极变化所需的努力的不耐烦。
时至今日，经历过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已经内化出了一个比任何其他教训都清晰的教训。他们知道，所有最看似不可改变的社会制度，包括规则、权威结构、社会等级制度、警察、军队，以及其他一切看似可预见的、不可能改变的东西，都是可以在一瞬间瓦解的短暂记忆。他们知道，社会生活中所有人类固有的禁忌，如不喜欢暴力、感到羞耻的能力、愿意信任、情感从属于理性，都可以如此轻易地让位于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尤其是在暴徒和操纵性领袖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都很清楚，将我们人类与自然状态区分开来的，只是一层薄薄的、脆弱的外衣。
为什么说这很重要呢？从一个层面来说，这对理解当代中国很重要。今天的习近平可以尽情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可以检阅他的坦克，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并沉浸在胜利当中。但即使是最不经意的观察者，也能看出所有这些固若金汤的团结的另一面。习近平想要消除潜在的异议，从而消除潜在的混乱，无论它潜伏在哪里，无论是未注册的基督教福音教会，中国的反性侵（#MeToo）运动，维吾尔族的文化和种族认同，还是香港人维护其基本公民权利的愿望。习近平提倡团结，但在团结之下，却潜藏着恐惧，担心和谐与力量的大厦随时可能坍塌。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人应该理解毛泽东在1966年所作所为的主要原因。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大学生研究中国，现在已经是25年的中国研究教授生涯。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被中国历史的强度、戏剧性和深刻的悲剧所触动。我从中国朋友、同事和导师们的智慧中得到了关视和受益。我也对他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特殊挑战、困难和成功感同身受。然而，他们国家的经历似乎总是与我自己的经历截然不同，相去甚远。那就是，直到现在。
现在在美国，我目睹了一些我从未想过能在美国国内看到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让我不祥地想起了中国的经历。我看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公然拒绝接受最基本的、历史悠久的治理机构，同时甚至拒绝接受和平的权力过渡。我看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和许多公众都在贩卖关于国家公共机构的疯狂阴谋论，并公开考虑通过暴力和治安行动来解决。我看到包括唐纳德·川普总统在内的各种社会领袖，正在煽动社会内部的怨恨和仇恨之火。而我看到机会主义者和教唆者在他们违反规范的行为中欣喜若狂，拥抱着混乱，享受着他们自己在阳光下的时刻。哦，玩火和烧毁房子的危险是多么诱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川普拒绝让步，“非法”投票和舞弊的指控越来越骇人听闻，越来越种族化，如果，上帝保佑，社会压力加深到足以在街头爆发暴力事件，从而为川普提供一个宣布平息叛乱的机会，我们的体制会被证明比文革时期的中国更加稳固吗？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真的比1966年的中国人好得多，老练得多，也比中国人离那层隔开文明社会与丛林状态的薄纱远得多吗？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编译 文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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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正经的瞎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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