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佳：请别杀死知更鸟

一、他乡

二零一五年八月，刚刚在美国开始博士研究生学习生涯的闾丘露薇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内容关于美国反种族歧视的著名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

这部经典的作品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一个故事。彼时彼地，种族歧视还十分严重。主人公作为一位专业正直的白人律师，仅仅因为替黑人辩护便受到辱骂，甚至他和两个年幼孩子的生命安全也横遭威胁。

闾丘这样描述主人公：“他之所以被视为英雄，因为他属于极少数愿意站出来，冒着风险捍卫道德底线的人，而大部分人的人，都属于远远观望的。一个社会能够变好而不是变坏，在于那些观望的人中的大部分，是不是能够站在少数站出来的人的后面。”


彼时的闾丘，颇为出人意料地结束了从业二十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到美国宾州宁静而恬淡的小镇重新做一个学生。偶尔晒出的生活照片上，悠闲肥硕的地松鼠毫不客套地造访、上海的家乡菜肴和跟着YouTube上韩国女孩学习的异国料理粉墨登场。

她的舞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Sars肆虐的京城、变化万千的香港变换到了宁静的美国乡间，却并无违和感。这个全新的环境，一如小说中一九三零年代阿拉巴马州的小镇。

我曾想象在从香港飞往宾州的飞机上闾丘会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她的这篇文章给了我答案：“我是在长途飞机上读完这本小说的，作为一个成年人，透过阅读，学着和书中的孩子一起学习，成为一个有同理心，善良，和具备勇气的人，看到书中的人们，最终能够坚守底线，不去杀死MockingBird，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旅程。”

二、相辉堂

我第一次见到闾丘是在十二年前。相辉堂里座无虚席，喜庆而祥和的气氛中，一场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正在进行。首届复旦大学“校长奖”被颁发给彼时刚刚从伊拉克载誉归来、如日中天的“战地玫瑰”。

作为台下的学生观众，我和同学在演讲后排起那绕场一周的长龙，只为请她给我们手中的《我已出发》签个名。

终于快排到时，我已几乎沮丧到想放弃。无数学生崇拜的目光里，她带着亲和而又完美的笑容，不厌其烦满足一个又一个合影的要求。像个明星。

到我了，我递上书，没头没脑问了一句：“你怕吗？”

她并没有抬头，手在忙碌着签那四个字、笔划颇稠的名字，简单回答我：“怕，怕也要去”。

在那之前，华语新闻界还并不太清楚“战地记者”的含义。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习惯和满足于电视上每晚七点到七点半的最后十分钟大厨截取各大国际新闻社画面加以加工烹调后为我们建构好的菜肴。直到这个瘦弱的女生出现在炮火连天的现场。

陈鲁豫为这本书写了这样的推介语：“我忘不了这样一个画面：闾丘站在战火纷飞的巴格达街头，她的头顶是被沙尘暴刮成了恐怖的暗红色天空，她的短发被吹乱了，嘴唇干干的，眼神中有些临危不乱的大气和勇敢，那一刻，她真的光彩夺目。”

这种光彩夺目的意义在我看来无与伦比。这是第一次，中国观众看到了第一手的战地画面：那些恐慌，那些死亡，那些炮火，那些泪光。

多年之后，闾丘一定并不记得当时寥寥数字的对话，我却在这时这刻猛然想起电影版《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女邻居安慰男孩吉姆的话：“Some men are born to do unpleasantjobs for us. Like your farther.”

所谓“知更鸟”的真谛，也便是这样吧。

三、从“万人迷”到“万人不迷”

作为“公众人物”，闾丘的起步不可谓不卓越。长久以来，西方新闻界一直认为，在各种记者类别之中，战地记者和调查记者是最值得尊重的同行。在中国几无战地记者、调查记者也日渐寥落的今天，依然常常有业界和学界人士慨叹闾丘露薇对于行业的标杆意义。

如果一直戴着光环，她本可以名利双收，采集鲜花与掌声无数。

然而她不。

二零零三年，闾丘曾在《我已出发》中写道：“希望以后别人在谈起闾丘的时候不单单只记得她曾经采访过这些战乱，不仅仅只是想起‘战地玫瑰’这样的一个标签”。

或许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鉴。十二年之后，她被安上了另一个五味杂陈的标签——公知。如今翻看她的微博评论，十条中至少三五条是充满恶意的辱骂。简单粗暴，不分青红皂白。

从名利和世俗的角度看，这个转变似乎很不值得。从全民仰视到争议丛生，再强大的内心也会有落差吧。

二零一五年六月，即将赴美的闾丘对我这个带有些心疼的问题报以坦然的笑：“我完全不在乎那些污言秽语。如果一个社会里面一个人说了一个观点之后，大家都是一致叫好的，那不太正常。有争议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毕竟它显示出大家的价值观非常多元”。

四、做万人迷不难，做“万人不迷”才需要勇气

二零一四年，无论对于香港这座城市还是居住在香港的闾丘来说，都是多事之秋。

四月，一名“内地女童”在香港闹事街头便溺引发轩然大波，闾丘在这条新闻视频后转发评论：“孩子当街便溺，有路人拍照，遭孩子父亲抢走相机和记忆卡，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片中白衣青年看不过眼报警，并且阻止夫妻离开，双方争执，青年遭人用婴儿车推撞。警察到场调查后，父亲无条件释放，母亲涉嫌袭击被捕，准保释，五月中需到警局报到。”

很快，一位“正能量大V”转发批驳：“1、隐瞒了父母主动带小孩去厕所排队很久直到小孩终于憋不住的事实。２、隐瞒了小孩尿尿时母亲专门用纸尿布接住。３、隐瞒了母亲还把纸尿布装入行李袋提着。４、隐瞒了港人拉扯斥喝且拍了小女孩‘那地方’后父母才夺记忆卡”。

这有鼻子有眼的描述立即引爆愤怒，顷刻间，铺天盖地的辱骂扑向闾丘。绝大多数围绕第四点，那是对于“女童私处被拍”同仇敌忾的同情以及由之引发的对于闾丘“对内地人充满偏见”罪名的讨伐。

然而最后香港警方的调查证实，孩子是当街大便，母亲并未“用纸尿布接住”，粪便就排在街头。孩子甚至根本都不是“女童”，而竟然是个男孩，“女童私处”这刺激的字眼自然也就站不住脚。

围观群众一哄而散，留下一地鸡毛。“闾丘露薇滚出新闻界”之类的热门标签话题和针对女性的不堪入目的网络暴力依然触目惊心，犹如那坨被当街便溺的产物。

整整一年之后，事情早已在热点快速转换的移动互联时代被人们遗忘到了九霄云外，闾丘露薇却在宣布离职深造的博文中重提往事：

“一些人说我歪曲事实，事实上，不管是转发还是我对新闻事件的转述，是准确的。谣言之所以传播得比事实还要快和广泛，在相关信息都是公开，都可供查询的情况下，那就不是造谣者的责任，选择相信和传播谣言的每个人都要负责。为何会这样，因为事实让人不喜欢，因为谣言可以有自我安慰的效果。”

我的问题是，“时过境迁，为什么还要执着解释，不相信不喜欢你的人始终如此，既然不在乎网络暴力又何苦费力争取？”

闾丘笑了：“好像是有一点矛盾哦。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把道理讲清楚的人，觉得这个不对或者我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讲出来之后我的心里面舒服很多。听不听是你的事情，但是说不说是我的事情，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同为女性、记者、社交网络活跃使用者，我对于闾丘露薇的职业轨迹和网络生活一直关注和观察，我知道，如果她希望取得一种“完美而又安全”的网络公众形象、远离非议和标签，其实丝毫不难。

闲聊时，闾丘点头同意：“我们做这一行，其实心里面非常的清楚，我用什么样的表情、说什么样的话，可能在公众当中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如果我要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欺骗’大众的话，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何必呢？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因为你的公共形象很‘好’，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商业上的好处。我很想赚钱，我也爱钱。但是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赚钱的话，过不了我心里的一道关卡”。

五、请别杀死知更鸟

二零一五年八月，天津滨海发生危险品爆炸。这场举世震惊的人祸又一次带来对“记者”这个群体公众形象的拷问和思索：一篇被屡屡删除的采访手记、两次被莫名打断的CNN连线、一批已无用武之地仍难改职业习惯的调查记者……

一位网友在博文中带着戏虐调侃：“大概多年以前，记者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如今已经被认为是‘四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破坏星辰大海之路与和谐社会的潜在罪犯了。”

我去验证了在这篇博文中提及的一个让我不寒而栗的事实：在知乎这种“高素质”社区，在“如何评价吴晓波的文章《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这个问题下，一个答案赤裸裸说到：“一般职业很少有原罪，而律师和记者是少有的有原罪的职业”。这个答案被点了上千个赞，一个公然鼓吹职业歧视的论调登堂入室、大行其道、被人追捧、市场惊人。

博主嬉笑怒骂地一针见血：“一个职业越被打压，民众对它的观感就越不佳，对该职业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就越缺乏，对基本的职业伦理的认知就越扭曲，就越认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的。比如毛时代的臭老九知识分子，由于长期打压，导致知识分子干任何事情，都带有一种‘原罪’”。

闾丘便曾经是被打上这个原罪烙印的记者之一。说“曾经“，是因为如今的她已经不再是一名记者了——主动而又被动，积极而又无奈地离开了这个她热爱的职业。这其中的因素包括对大环境的失望、雇主施加的压力、个人充电的选择、对于回馈社会理想的柔软坚持等等等等。

在跨越七年写成的个人散文集《行走中的玫瑰》中，闾丘露薇说她这些年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书中她并没有给出答案。

又过了四年之后，她正面回答了我：“我想对我来说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自由和尊严。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未来为了能够拥有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商业机构，也不依附于一个权力的生活状态”。

在我眼中，她依旧是一只“知更鸟”。

在这个世界里，越来越孤独的“知更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