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旭阳
大概三四个月前，我在微信朋友圈自称要写一篇论述“口炮”的长文。半天之内，我就骗了大概一千块的红包。之所以说“骗”，是因为三四个月来，我数次动笔，都因俗事繁杂，或者说拖稿症发作，一直拖到现在，这个爱国者为祖国母亲祝寿的大好假期，实在不能再拖了。
提到“祖国”，这原本是侨居海外他国者对故国的称谓。30年来，那么多爱国歌曲，“祖国”这词用得最符合原意的，就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对于我们这些天天生活在这片雄鸡状地图的人来说，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就好像称呼自己配偶为“情人”一样，矫情和荒唐。
至少，我的本家孙中山先生，就不会称呼天朝为“祖国”。他非但不认这个祖，还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灭这个国。不过老孙这两句话也挺扯淡的，“中华”原本就是爱国文人们自欺欺人造的一个词，它的来由和所指，都鬼鬼祟祟。
至于“鞑虏”，不就想说“非我族类”嘛，可是，如果我们信从当官的就应该是公仆这个规则，就应该想，公仆好不好，在于其是否廉洁高效，听选民们使唤，至于他们是什么人种，原本什么国籍，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人们评价当官的，应该等同于看日本AV女优、菲律宾女佣、巴西球员、英国管家，评判标准只有一个：活儿好不好。而且，当官的还掌控暴力资源，天生倾向于撕咬镇压供养他们的人民，而非守护。这点，他们连藏獒都不如。所以，必须用禁锢藏獒更严厉的办法，来防范他们对于主人的侵害。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谁都知道，清政府不会坐以待毙。建国二三百年，天朝扑灭的造反，罗织的文字狱，可谓不计其数。无论是刀枪造反。还是笔尖冒犯，都是要死人的，甚至血流成河。孙中山以改良献言者的身份，求见李鸿章失败后，就开始在清政府刀兵所不及的海外窜访，煽动华人华侨捐款，要革清政府的命。在安全地带策动流血运动，孙中山无疑是近代以来最大的“口炮党”。事实上，他有个诨名正叫“孙大炮”。
可以想象一下，孙中山正在慷慨激昂地控诉满清，号召大家捐款买枪，跟他丫的干。突然有一人冲上台去，“干你娘呀！你说得那么好，你咋不回国跟清兵干呢？！华人在美国端盘子做洗衣工，挣个钱容易吗？”
台下也有人接腔，“是呀，中国是我们的，可是也不能完全说不是满清政府的呀。中国民主自由了，八旗子弟也有好处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跟他们好好谈谈呢，这事儿得慢慢来。这几年，听了孙大炮的蛊惑，在国内造反的年轻革命党，死得太多了。即使那些被革命党打死的清兵，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呀。孙先生倒好，长程革命家做久了，人血馒头越吃越上瘾！”
还有人直接上去扇了孙中山一个耳光，“麻痹的，你们这群口炮党天天鼓吹暴力，以暴制暴再以暴易暴，把清政府赶下台，你们不就取而代之了吗？”
这些质疑，口才如孙大炮者，估计也难以招架。南湖那艘游船要是被朝阳区群众发现并围攻，把这些话砸到与会的不法分子脸上，相信他们也难免支支吾吾。
我读书少，不懂历史，并不清楚孙中山究竟有无遇到过这些责难。不过，俺老孙今天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骂孙中山“口炮”的，都是蠢货，无一例外。或许有不是蠢货的，但我没有查到。
“政权合法性”
如何评价清政府，换句话说，如何评价一个政府，使我们进行绝大多数政治讨论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对政权的评价很多时候减缩为对最高执政者的评价。皇帝（国王）如勤政爱民励精图治，那就是盛世的明君十全的老人；皇帝如骄奢淫逸暴虐无道，那就是乱世的桀纣祸国的匹夫。孟子在评价商纣王死亡事件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翻译下就是：纣王这种不行仁义，望之不似人君的货，人人得而诛之，并不违“君君臣臣”的儒家伦理。
孟子这话说得轻巧，问题是我们翻翻中国史书，恶名最盛的暴君，几乎都是亡国之君。就是说，他们被称之为最坏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失败了。倘若抗战没有胜利，谁敢说溥仪的坏话？倘若蒋中正没有被赶到台湾，又会是谁在大陆版史书上被千夫所指？
一般中国人谈不上有值得认真对待的史观，他们只会为成功者歌功颂德，使用任何他们掌握的词汇为成功者和强势者辩护。枪在谁的手里，他们就跟谁走。所以，我们今天评价孙中山所要反的清政府，原因既不能是清朝亡了，也不能是清朝的反对者孙中山等人，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属于正面人物。
我们一定可以有更靠谱，更具有操作性的指标。
有人试图告诉我们，“存在即合理”（姑且不说这话的原意），凡是存在的政权，就是合理正当的，因为这是历史的选择（满清叫“奉天承运”）。这又回到我前文所述的问题，推演下去就是，“凡是尚未被推翻的政权，都是好的”。要真是这样，清政府和国民政府被推翻之前，“是好的”，推翻它们就是逆天而行，跟历史潮流对着干。
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既然是“历史的选择”，那么“历史”最终放弃它们，有了新的选择，标准何在？“历史”究竟是天神还是婊子？
历史走到某一步，不代表历史就有选择的能力，更不意味着“历史的选择”天然具有伦理的正当。在21世纪回望清政府和其他政府，应该以“合法性”审视之。
“合法性”不仅可以为政权定性，定性更指向政权的发展路径和行为惯性。那些想改变现实政治的人，当然应该先搞清楚：对面是一个可以与异议者分享影响力甚至权力的政权，还是目测一路走到黑，24小时候全天候预备镇压不同声音的暴力团伙。
从大清摄政王载沣“有兵在”的表态来看，清政府显然属于后者。不过，评判政权合法性问题，掌控权柄者的一些言行还并非最科学的指标。“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中国人愧对脊椎动物这个称谓的一大表征。即使载沣坏，但翻翻清廷档案，却不乏各代皇帝爱民如子的标榜，即使不是皇帝的慈禧太后，还主持了对杨乃武小白菜的平反呢。所以，在个例之外，还要看大局，看清政府绵延近三百年，对治下的百姓做过什么？
其夺取关内的政权，当然不是通过选举，而是暴力征服，谁不服剐谁。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老故事自不待言。在政权稳定之后，也没有什么建立民主制度，反倒施行严刑峻法，对百姓敲骨吸髓，大兴文字狱等德政，也不用多说。我还想举康熙朝文字狱受害者方苞的《狱中杂记》为例，能把监狱包括刑部大牢办成人间地狱的政权，很难说具有什么合法性。
说到这里，或许有朋友问，你口口声声“合法性”，而在清朝，有什么“法”可以裁定清政府非法呢？我的解释是，这里的“法”并非《大清律》这样的实定法，而是在今日今世，以您对政权合法性的理解（不要理会历史教科书怎么说），去反观清朝。
还有，也不要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价值观评判可以类比科学原则，其与时代关系不大。我们现在批评秦始皇不人道，依据的难道是秦律和秦人的伦理观吗？况且，在清朝前期，就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样的大儒质疑君主专制。只是，这些异议终清之世，一直被压制而已。到了清末，西学渐进，就更不存在缺少价值工具的问题。
顾炎武最有名的是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别。“国”与“天下”，在老顾那里被掰扯开来。这点，他要比现在的公知高明，大部分公知汲汲于区分“国”与“政府”之别，却忽视了，没有政府、及其管辖的疆域，颁发的身份证和护照，哪来的“国”？
每一个讨论政治的人，首先都应该明晰自己对于政权合法性的理解。我认为这是基本的讨论程序和礼仪，因为会免除很多误解和争执。
事实上，即使朝廷鹰犬，即使县太爷的狗腿子，都会同意古往今来，有些政权（至少前朝）不配存在。他们往往都会把前朝描述为黑暗无道，那么何不以同样标准审视今朝呢？
恐怕没多少人会反对：20世纪初的清政府，毫无合法性可言，已不配继续留存。“百日维新”和“皇族内阁”的闹剧，连旅居日本的保皇党梁启超等，都已断定，操控权柄的慈禧及其仆从毫无改良诚意。
改良不但需要诚意，更需要能力。康梁事败后，六君子赴难，光绪帝被囚瀛台，同情维新的大小官员被整肃，顽固势力更得慈禧宠信，为拳乱埋下大祸根。至此，于心于力，天朝已无通过改良造就现代国家的可能。
惟有打破这个旧社会才可。
绕开政权合法性和温和改良的可能性谈满清政治的人，都是在耍流氓。将不能须臾丝毫让渡的是非问题，矮化讳饰为小市民的旦夕祸福利害，趋利避害，苟且度日，于真的小市民倒无可厚非。但对于读书人，尤其是那些大言炎炎军国大事的读书人，却足以鉴定为无脑无心肝。
因此，与其纠结孙中山是否“孙大炮“，口径战力如何，不如把质疑“口炮”的力气，用在质疑天朝上。
从改良到革命：光谱左右
从肥肠满肚的满清皇子皇孙（他们抵制镇压任何威胁其特权的改变），到革命党孙中山之间，如果画一条政治光谱出来，几乎可以容纳大部分有精神自觉的天朝人。
再细化之，在光谱偏革命的这半边，大抵也可以渐变如下：
信仰改良→否决改良可行性→认为革命才可改变→同情革命党→做革命党
拳乱之后，尽管清政府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通缉求索，但受到八国联军凌辱的刺激，从维护天朝政权稳固和基本面子出发，也一度试图提振民心士气，务新求变也俨然成为朝野共识。为此，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但“皇族内阁”之后，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放弃了对天朝改良的虚假希望。
改良派的惯常论调，无外乎平稳过度，代价最小。然而，“有兵在”的统治阶层，在暴力资源占据上风之时，又有何动力和必要改良呢？在清末，改良派的劝谏无外乎两条路子：不改良便亡国灭种，断送祖宗三百年基业；改良了君主立宪，江山永固，承前启后，俯仰无愧。
这样的说服术幼稚到穿开裆裤。任何时候，改良跪谏的天花板都低到膝盖下：被奴役者无法通过更下作的顺服和屈从，来换取奴役者放弃绝对权力。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目测也是因为“兵不在了”，而非“兵在，良心更在”。
我更认为，即使当政者真在改良，也无法减损革命的正当和必要。这点我不解释。本文也不想在“革命VS改良”这种低幼议题上浪费时间。再接到上文清末的政治光谱上，从改良到革命之间，不妨粗分下各类人群：
信仰改良者，仅从信仰本身，无可厚非。趋利避害，拈轻怕重，是人之常情。即使生于乱世，只要有一口饭果腹，一张床安眠，几个家人相伴，对兵祸大多唯恐避之不及。改良当然很好了，不改的话，我也能活得下去，甚至在中产以上。这种类似于“无痛流产”和“保底理财”的心态，政治倾向自然偏保守。
否决改良可行性者，一部分来自权力阶层，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不许提，那不许谈云云；另一部分则来自这些人的异议者，这些人视整个权力架构如倾覆之破船，颓塌之烂墙，不相信掌权者会，也能改良复兴。
这些异议者也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人就是光说改良无路，那怎么办呢？不知道，或，不想说。
另一类人也明说改良无路，却也开出了药方。开药方的也分两类，一类只开药方不管试药，药方中或倡言革命才可救国，但仅仅说说而已（当然在天朝，口炮革命也是死罪）；另一类人则直接做革命党，抄家伙了。
在我这个浅陋粗糙的光谱中，最大的分水岭就在于，是否认同清政府可以继续存在。鉴于清末国事之糜烂，认同清政府可以继续存活者，都得预设清政府能改良。历史是无情的，这些人最后都被抽了耳光。
在他们满地找牙之前，则是改良舆论对“口炮党”的围剿。这些围剿，大抵从政治光谱上，从“否决改良可行性”往右一刀切。凡是不敢站出来跟清政府玩命的，或者尚未被清政府弄死的，都是“口炮党”。
扯淡的“知行合一”
要说孙中山完全“口炮”，也不符合实情。在离开天朝之前，他曾试图在广州起义，出国后也曾在伦敦被天朝特工抓捕。为了讨论的便宜，我建议把这两件事都抹掉，就假设孙中山纯“口炮”。
那又能如何？孙中山认为清政府腐败暴虐，惟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对他诚实的批评应该是：清政府不腐败暴虐，或者没有足够腐败暴虐，尚有执政合法性，所以革命只能祸乱中国，或者，舍革命而有更好的办法救中国。
即使以革命党的标准打量孙中山，他既然已经上了清廷的通缉名单，何必白白回中国送死呢。革命也要有分工，有喋血街头的林觉民喻培伦们，自然也应该有在海外联络筹款的孙中山等人。孙中山真要回国刚下轮船就被清兵捕杀，那些斥他为“孙大炮”的人，敢在北京菜市口举条幅挺他吗？
革命党为什么非要以死以坐牢明志，被清廷虐杀，才能博取道义和逻辑上的得分吗？
在我看来，“孙大炮”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被骂：他约上党内同志某年某月某日一起在某地举事，并以此募捐，到期临战则畏缩退避，逃得一条性命。“口炮”的指摘，只能针对当事人对其他众人的行动承诺，而非其持论和宣传。
政治光谱中，在革命党左边，“否决改良可行性→认为革命才可改变→同情革命党”这些人的“口炮”罪更难以坐实。这些人既然被排列入光谱中，自然有言语可稽。其言语是对是错，是中正还是偏狭，也大可以一一考之以事实和逻辑。以“你认为改良不可，你又没造反，你就是口炮”的强盗逻辑羞辱之，只能显示泛改良派的无耻无知。
查清末史料，这样的口舌是非并不少。仅仅从辩论技术来看，这种以“知行合一”的标准折辱对方辩友的做法，虽恶毒猥琐，却因低智而深得脑力懒惰者的喜爱。
不就是这条逻辑吗：某人认为改良无路，就意味着TA一定认同革命，而且TA就一定要去革命，否则就是“口炮党”，就是在煽动他人流血。
本来的观点之争，就这样扭曲为了对异议者的道德甄别和人身攻击。况且，清朝文字狱迭起，指认“口炮党”，就是在向官府举报谋逆钦犯。“不信从改良学说，就是在煽动暴力革命”，这文网织得比乾隆爷织得都大。
进而言之，“你既然说了道理，那就必须做，否则就是没理。”姑且不说这歪曲“知行合一”原意，按照这条逻辑规整现实，也堕落得有些可怕。它无非规定，人类只能提出他们在利害考量和个人能力范围内能亲力实施的观点。
不难发现，这是泛改良派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言语之茧。荒谬自不待言：赞扬见义勇为的人，如果自己不被盗匪砍死砍伤，就是教唆其他人抗拒盗匪而死的“口炮”。生于清末的人，只要还牵挂亲友，还不想死，政治观点最多只能走到“信仰改良”这个坐标点，只要往光谱那边多想一毫米，就跟“孙大炮”同罪。
在这样的低级缠斗中，对清政府的定性和追责一直都是缺位的。那些言必称“口炮党”的诸人，说是慈禧太后养的哮天犬也毫不为过。咬不死你，它至少可以恶心恶心你吧。
要说，真要是做哮天犬也值了。就怕是屠宰前的肉狗，对着围栏内外狂吠，还真把狗肉铺当自己家了。
这样想来，孙中山甚至梁启超这些人，也真不容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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