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4日，着名人权律师浦志强“寻衅滋事”和“煽动民族仇恨”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自2014年5月初浦志强被抓捕以来，此案广受关注，开庭当日，美国、欧盟等多国外交官前往现场，宣读声明，多家国际媒体也前往采访报道，期间，外交官和媒体记者均遇到粗暴对待。此外，庭外也聚集了大批的浦志强支持者，他们高呼“浦志强、无罪”的口号，有17人被现场带走，几天后，已知张占、王素娥、渠红霞、冉崇碧等四人被刑事拘留，其他人则在拘押多时后或释放，或仍滞留于马家楼收容点。
浦志强是大陆着名人权律师，1989年时，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积极参加学运，是第一批走入天安门绝食的中国政法大学13名学生之一，也是六‧四当天，最后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之一，在此后25年的时间里，坚持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包括每年六‧四都会前往天安门广场进行凭吊，2004年，六‧四的十五周年时，浦志强曾参与发起“八九一代关于六‧四问题的声明”，2008年，浦志强也是《零八宪章》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此外，浦志强与刘晓波、张祖桦、张显扬、江平、张思之......等异议人士或自由化人士保持着长期密切友好的关系，是大陆泛自由化群体中，或广义上的异议人士当中活跃的一员。
与此同时，浦志强也以人权律师的社会角色而广为人知。受胡平先生“论言论自由”一文的影响，浦志强对于言论自由有近乎信仰的坚持，自成为律师以来，很早就介入到了有关言论自由的诉讼案件之中，如余秋雨诉肖夏林案，以及原安徽临泉县县委书记的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案等，早在2005年，浦志强就与高智晟、郭飞雄、许志永、滕彪等人一道，入选了当年《亚洲周刊》的亚洲风云人物，成为了当时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中的一员，近年来，浦志强更先后介入了谭作人、艾未未等人的案件、重庆劳教系列案件、湖南唐慧劳教案等，依托新兴的推特、微博等社交平台，和通过市场化媒体等传播形式，浦志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除被多家媒体广泛报道之外，更获得了《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的荣誉，被看作是当代法治维权的领军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人权律师。
近年来，浦志强参与了越来越多的人权案件，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浦志强在网络社交平台如新浪微博，从不隐晦自己的那段历史，时不时会主动贴出一些当年游行、绝食、示威的图片，在一些市场化媒体的报道如《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故事“中坚浦志强”当中，也会以虽然曲笔，但很明确的指向提及那一年，浦志强当初参与学运和此后的长期坚持，也越来越为人所知，可以说，浦志强以其特有的作为、表达和个人魅力，以一己之力，重新将自己连同那段历史带回到了主流人群之中。六‧四以后，当局试图通过经济发展和时间的冲刷，最终将六‧四问题加以排除，为此保持了长达26年的持续高压和隔离，因此，当局很难容忍浦志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以区区七条微博构成两条罪名的荒唐背后，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一点得到解释。事实上，导致浦志强最终被抓捕的事件，恰恰就是十多人在家中所举办的“北京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讨会”。
此外，当局对于人权律师的警惕和防范也由来已久，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的文章，将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如访民）等总结为所谓的“新黑五类”，在当局的眼里，维权律师既是维权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维权事件的传播者和意义阐释者，担当着枢纽和节点的作用，只有通过维权律师，个案维权事件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法律和政治意义，也只有律师，才能横跨包含访民、地下宗教、异议人士、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所有群体。与浦志强在2005年一同入选“亚洲风云人物”的14人，此前就已有郑恩宠、高智晟、许志永、郭飞雄、陈光诚等人先后被判刑入狱，其他人士也都遭遇到程度不等的打压措施，或被迫流亡。
在社交平台时代，更逐渐兴起了包括浦志强本人在内的一批维权律师，或被称之为死磕律师，频繁介入一些敏感或争议性权利案件，如山东平度强拆案等。在新的传播手段和行动空间下，一种费用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联动，各地跨区围观，正面抗争表达的维权抗争模式开始浮现，如山东曲阜薛明凯父亲非正常死亡事件围观、建三江黑监狱围观，郑州第三看守所围观、苏州范木根案开庭围观等等，这种抗争形式以法制维权和死磕律师为依托，以社交平台和即时通讯软件为传播手段，具有了更强的动员能力、传播能力和持续能力，对于当局的刚性维稳模式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尽管浦志强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所有这些案件，但是，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人权律师，浦志强、斯伟江等人，早就被认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2015年7月9日起，针对维权律师和相关积极分子的大规模打击终于全面展开，在这次被称为律师劫的打压行动中，被刑拘／监视居住律师共12名，被刑拘／监视居住积极分子十多名，更有超过250名律师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传唤，在这个意义上，提早一年就被抓捕的浦志强，可谓是这一轮打击的先声或预演。
尽管如此，以七条微博入罪的浦志强“寻衅滋事”和“煽动民族仇恨”案，首先仍与言论自由这一浦志强本人最为关切的主题密切相关。在开庭前后，这一主题也最为国内外的媒体和公众所关切，被广泛认为是对当下中国言论自由程度的测试。在大陆的有限市场化过程中，市场化媒体、网络舆论空间与新兴社会阶层或俗称的中产阶级的自由化倾向相结合，一种亲自由化的话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在新兴的微博平台上，不仅这一话语得到了更大的放大和传播，也开始出现自由化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法律维权人士、NGO活动家、以及企业界人士以这一话语为中介的广泛结合，并具有跨越地区隔阂、由线上走入线下的趋势，这一舆论现象以及其所对应的社会可能，也引发了当局的警惕和防范，并迅速采取了各种压制措施，从删除网络大v的账号、到推行“七不讲”，再到2013年的“清网行动”等等。
作为法律人和表达者，浦志强在新兴的社交平台上，也有着相当活跃的表现，既是诸多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自由化话语的持续表达者，其本人的微博个人说明为“美丽岛律师、体制外大佬”虽不无自嘲，但并不夸张，其本人的账号，就曾经经历过数十次的被删除和再“转世”，此次在其身上适用的“寻衅滋事”罪名，援用的也正是2013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此举本身即为当时进行的“清网行动”所量身打造。因此，对浦志强的打击，也可看作是此前清网行动的一个延续，是对浦志强此前曾经拥有的巨大影响力的一次清空动作，也是针对自由化话语的整体打击的一部分。
一身兼具维权律师、网络意见领袖、广义上的异议人士等诸多色彩，又走过了26年来的坚持和追求，这既能解释浦志强何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同时，也能说明，作为一名不忘初心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一名用自己的法律职业追求言论自由、公平正义的人权扞卫者，浦志强就不可能不成为这个政权的敌人，对浦志强的打击，是针对六四记忆、法制维权、普世话语的普遍高压的一部分。如今，审判已经过去了几天，而仍未有判决的结果，许多人仍在期待或者幻想奇迹的出现，人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何以要对这样一名志行高洁的人士痛下杀手，又何以要以如此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这种难以接受的心理，转化为了对奇迹的期待，对幻想的不忍抛去，转化成了试金石、分水岭、转折点、里程碑等表达，浦志强的命运，在当下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公众心理事件，但是，在强固运行的市场新极权体制面前，浦志强的命运，或许早已经注定，而我也相信，等待他开创的历史，还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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