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以來，當局維持專政的意志從未動搖，從來就沒有什麼重啟政治體制改革可言，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經做出的容忍和讓步，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不僅不會繼續擴大，反倒會引來更強的反撲和壓制，直到凍結。
2016年2月1日，為婦女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組織「北京眾澤婦女法律諮詢服務中心」正式歇業，這個在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後，由郭建梅等北大人成立的中國第一家向婦女提供法律諮詢的非營利組織，一向低調溫和，但也避免不了最終關門歇業的命運。而自2014年下半年開始，也陸續有針對傳知行、益仁平、女權五姐妹、以及最近的工運人士的嚴厲打壓動作，顯示出當局對於NGO，尤其是獲得境外資助的NGO毫不寬容的姿態。放大一點說，則是近幾年來針對整個社會空間進行管控和打壓背景之下，一個新的例子。
眾澤（原名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存在的這20年，正是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一舉跨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20年，相應的，中國的社會結構、城鄉面貌、生活形態也有了巨大的改變，這一由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究竟會帶給中國一個怎樣的未來，人們一度有過相對樂觀的預期，也形成了自由派的兩個主流論述，其一是黨內改良派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後論，這一論述認為，1989年事件中止了此前的改革進程，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了改革進程中的經濟改革部分，這固然帶來了經濟的發展，但也形成了若干問題，因此，需要擇機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吳敬漣先生等人多年來鼓吹的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過大關」、《炎黃春秋》等改良派陣地長期呼籲的「改革共識」，等等，都是這一論述的具體樣本。
自由派的另一個主流論述，則更偏重於民間立場，這一論述認為，市場化的推進，必然會帶來數量龐大的新興社會階層，形成多元利益主體，這必將使得法治成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市場化還同時提供了媒體、NGO、網絡等各種新興空間，凡此種種，必將改變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有利於公民社會的浮現和成長，最終，成長起來的公民社會將會逐漸馴服權力，實現憲政轉型。在這一社會發育，官民互動、法治先行的漸進轉型論述當中，1990年代後期出現的市場化媒體、眾澤這樣的NGO組織、以及網絡空間、基層選舉、法治維權等等，顯示出了中國民間社會發育的可能，以及由此實現漸進轉型的可能。
自由派的這兩個主流論述之間，除了對於當局意願的假定之外，並無顯著的衝突，更多的是相互支持，實際上，除了少數對於體制外身份或反對角色相當明確的人士之外，絕大多數自由派人士都會交替使用上述兩套論述，以表達對於自由化前景的追求。也因此，不誇張地說，這兩套話語共同形成了大陸自由派的主流話語，或者說自由派共享的政治正確。在這一主流話語支持下，一種隨著市場化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政治進步會隨之而來的基本圖景深入人心。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啟，近些年來，體制反而更加剛性和主動，對於社會空間的壓制越來越嚴厲，以前曾經寄予厚望的市場化媒體、網絡空間、基層選舉、NGO組織、維權律師等等，無不遭到了嚴密的防範和打壓。人們發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並不必然伴隨著政治的進步，相反，倒退卻成為了不折不扣的事實，也因此，在新的現實面前，上述主流論述的有效性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除了「改革已死」的診斷之外，漸進進步論也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而在筆者看來，這兩套論述的事實基礎最終被抽空，並不是什麼偶然性和個人風格的問題。早在1990年代中期，當眾澤等眾多新生事物出現的時期，一切都已經埋下了伏筆：
首先，1989年事件本身，顯示了中共維持專政的堅定意志，1989事件不僅使得鄧式改革徹底與自由化理念脫鉤，更使得鄧式改革與陳雲式的控制思路結合，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推動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同時或稍後，也進行了分稅制的改革，劃定了國有絕對控制的七大關鍵領域，推進醫療、教育等事業體制市場化改革等等，展現出既允許市場化，但同時保持體制對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全面控制的基本脈絡和主要內容。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是試圖通過引入市場化而增強專政體制的存續能力，其指向的是市場與控制相結合的新路線。這表明，從一開始，就沒有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後，也不存在任何重啟政治體制改革的事實基礎，尤其不可能指向任何的自由化政治改革。1997年中共15大後不久，吳國光先生通過分析，即得出了「改革已死」的結論，在當時鮮為人所知，而現在看來，卻是無比獨到的先見。
其次，1990年代中期，當局為迅速融入國際經濟秩序，以重建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政權基礎，做出了相當多的人權讓步，如將反革命罪改為顛覆罪並廢除死刑，簽署並通過聯合國《經濟與文化權利公約》（簽署而沒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允許居民個人接入國際互聯網，放寬境內外NGO活動，等等，也才有了漸進論所指望的各種對應的基礎，以及一種樂觀的心理期待。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社會發育空間的看似出現，更多的是當局為謀求加入國際經濟秩序，而暫時做出的容忍。1989事件後，中共被制裁孤立，蘇東巨變和冷戰結束，進一步導致了中共在國際上面臨的戰略孤立，一年一審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被拒絕加入關貿總協定，申報悉尼奧運會的失敗，等等，都顯示出當局在當時相對孤立的國際地位和低落的議價能力，在這個情況下，當局為融入國際經濟秩序，而被迫在人權等問題上向西方尤其是美國做出了一定的讓步，這才有了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奧運會的相對寬鬆，換句話說，這個空間是死難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鮮血，以及無數人下獄、流亡、掙扎求存換來的。但是，不要忘記，做出這一容忍和讓步的，正是剛剛執行了1989事件的當局，這樣的讓步，不過是「韜光養晦」的產物，是「捲旗不交槍」的陽謀，從一開始，即埋下了捲土重來的引線。
最後，既要維持1989年事件所代表的專政路線，同時又要通過市場化改革來支持政權存續，構成了1992年以來鄧式市場新極權的兩個基本支點，而在這兩個基本點下的現實進程，也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體制必然會從當初的暫時容忍，走向隨後的反撲和壓制。這是因為，市場化改革越是成功，其社會後果對於專政體制的衝擊也越大，這包括人數越來越多的不受體制直接控制的市場化新興社會階層、以及越來越強烈的各種利益訴求和權利訴求，在市場化早期，訴求主要是利益性的，且數量並不顯著，體制比較容易加以應付，而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不僅有著越來越多的利益訴求，也逐漸產生了越來越強的權利訴求，並尋求作為社會平等主體的存在，這自然會被當局看作政治性的訴求，並加以壓制，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越成功，經濟和社會越是發展，對於體制的挑戰越強，反過來，體制對於社會的壓制就會越發加強，這好比是為了控制住一只不斷充氣的氣球，只能不斷增加握住氣球的雙手的力量一樣。也因此，在鄧式市場新極權的基本邏輯之下，不僅不會有民間持續發育的空間，就算是當初為了某個目的而做出過的容忍和讓步，也命中注定早晚會被收回。
1989年事件後，持自由化理念的體制內人士有一大批或下獄、或流亡、或下海，另一批繼續留在體制內的也形同蟄伏，不能發揮作用，在對自由化理念持同情的人士眼中，這乃是一個有待矯正的錯誤態勢，並由此形成了重啟改革——實際上等於重新召回——的意向。此外，當局在1990年代中期，為了抵消1989事件的惡劣影響，融入國際經濟秩序而做出的一些容忍或讓步，也給予了許多自由派人士某種樂觀的期待，然而，回顧過去的二十年，不難看出，自1989年以來，當局維持專政的意志從未動搖，從來就沒有什麼重啟政治體制改革可言，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經做出的容忍和讓步，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不僅不會繼續擴大，反倒會引來更強的反撲和壓制，直到凍結。
其實最近還有一個新聞，那就是改革老兵袁庚的去世，以及其所引發的自發紀念，在某種悲情下的紀念，其實意味著所謂重啟80年代改革夢想的最終破滅，而眾澤這個20年的溫和法律援助NGO的被關，也讓人聯想到社會發育、官民互動、法治先行等漸進圖景的消失，回望眾澤成立的1995年，人們曾經對政治改革和漸進轉型抱有何等的期待，但是，無情的事實卻是，從1989年的廢墟裏，經過1990年代中期的調整，出現的是一個全新的市場新極權體制，而這也不啻意味著，對於曾經期待的人們，過去的20年，實際上是一個漫長的荒廢年代，有過努力，但其實一無所獲。
眾澤（原名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存在的這20年，正是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一舉跨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20年，相應的，中國的社會結構、城鄉面貌、生活形態也有了巨大的改變，這一由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究竟會帶給中國一個怎樣的未來，人們一度有過相對樂觀的預期，也形成了自由派的兩個主流論述，其一是黨內改良派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後論，這一論述認為，1989年事件中止了此前的改革進程，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了改革進程中的經濟改革部分，這固然帶來了經濟的發展，但也形成了若干問題，因此，需要擇機重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吳敬漣先生等人多年來鼓吹的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過大關」、《炎黃春秋》等改良派陣地長期呼籲的「改革共識」，等等，都是這一論述的具體樣本。
自由派的另一個主流論述，則更偏重於民間立場，這一論述認為，市場化的推進，必然會帶來數量龐大的新興社會階層，形成多元利益主體，這必將使得法治成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市場化還同時提供了媒體、NGO、網絡等各種新興空間，凡此種種，必將改變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有利於公民社會的浮現和成長，最終，成長起來的公民社會將會逐漸馴服權力，實現憲政轉型。在這一社會發育，官民互動、法治先行的漸進轉型論述當中，1990年代後期出現的市場化媒體、眾澤這樣的NGO組織、以及網絡空間、基層選舉、法治維權等等，顯示出了中國民間社會發育的可能，以及由此實現漸進轉型的可能。
自由派的這兩個主流論述之間，除了對於當局意願的假定之外，並無顯著的衝突，更多的是相互支持，實際上，除了少數對於體制外身份或反對角色相當明確的人士之外，絕大多數自由派人士都會交替使用上述兩套論述，以表達對於自由化前景的追求。也因此，不誇張地說，這兩套話語共同形成了大陸自由派的主流話語，或者說自由派共享的政治正確。在這一主流話語支持下，一種隨著市場化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政治進步會隨之而來的基本圖景深入人心。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啟，近些年來，體制反而更加剛性和主動，對於社會空間的壓制越來越嚴厲，以前曾經寄予厚望的市場化媒體、網絡空間、基層選舉、NGO組織、維權律師等等，無不遭到了嚴密的防範和打壓。人們發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並不必然伴隨著政治的進步，相反，倒退卻成為了不折不扣的事實，也因此，在新的現實面前，上述主流論述的有效性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除了「改革已死」的診斷之外，漸進進步論也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而在筆者看來，這兩套論述的事實基礎最終被抽空，並不是什麼偶然性和個人風格的問題。早在1990年代中期，當眾澤等眾多新生事物出現的時期，一切都已經埋下了伏筆：
首先，1989年事件本身，顯示了中共維持專政的堅定意志，1989事件不僅使得鄧式改革徹底與自由化理念脫鉤，更使得鄧式改革與陳雲式的控制思路結合，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推動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同時或稍後，也進行了分稅制的改革，劃定了國有絕對控制的七大關鍵領域，推進醫療、教育等事業體制市場化改革等等，展現出既允許市場化，但同時保持體制對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全面控制的基本脈絡和主要內容。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是試圖通過引入市場化而增強專政體制的存續能力，其指向的是市場與控制相結合的新路線。這表明，從一開始，就沒有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後，也不存在任何重啟政治體制改革的事實基礎，尤其不可能指向任何的自由化政治改革。1997年中共15大後不久，吳國光先生通過分析，即得出了「改革已死」的結論，在當時鮮為人所知，而現在看來，卻是無比獨到的先見。
其次，1990年代中期，當局為迅速融入國際經濟秩序，以重建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政權基礎，做出了相當多的人權讓步，如將反革命罪改為顛覆罪並廢除死刑，簽署並通過聯合國《經濟與文化權利公約》（簽署而沒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允許居民個人接入國際互聯網，放寬境內外NGO活動，等等，也才有了漸進論所指望的各種對應的基礎，以及一種樂觀的心理期待。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社會發育空間的看似出現，更多的是當局為謀求加入國際經濟秩序，而暫時做出的容忍。1989事件後，中共被制裁孤立，蘇東巨變和冷戰結束，進一步導致了中共在國際上面臨的戰略孤立，一年一審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被拒絕加入關貿總協定，申報悉尼奧運會的失敗，等等，都顯示出當局在當時相對孤立的國際地位和低落的議價能力，在這個情況下，當局為融入國際經濟秩序，而被迫在人權等問題上向西方尤其是美國做出了一定的讓步，這才有了90年代中期直到2008年奧運會的相對寬鬆，換句話說，這個空間是死難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鮮血，以及無數人下獄、流亡、掙扎求存換來的。但是，不要忘記，做出這一容忍和讓步的，正是剛剛執行了1989事件的當局，這樣的讓步，不過是「韜光養晦」的產物，是「捲旗不交槍」的陽謀，從一開始，即埋下了捲土重來的引線。
最後，既要維持1989年事件所代表的專政路線，同時又要通過市場化改革來支持政權存續，構成了1992年以來鄧式市場新極權的兩個基本支點，而在這兩個基本點下的現實進程，也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體制必然會從當初的暫時容忍，走向隨後的反撲和壓制。這是因為，市場化改革越是成功，其社會後果對於專政體制的衝擊也越大，這包括人數越來越多的不受體制直接控制的市場化新興社會階層、以及越來越強烈的各種利益訴求和權利訴求，在市場化早期，訴求主要是利益性的，且數量並不顯著，體制比較容易加以應付，而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不僅有著越來越多的利益訴求，也逐漸產生了越來越強的權利訴求，並尋求作為社會平等主體的存在，這自然會被當局看作政治性的訴求，並加以壓制，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越成功，經濟和社會越是發展，對於體制的挑戰越強，反過來，體制對於社會的壓制就會越發加強，這好比是為了控制住一只不斷充氣的氣球，只能不斷增加握住氣球的雙手的力量一樣。也因此，在鄧式市場新極權的基本邏輯之下，不僅不會有民間持續發育的空間，就算是當初為了某個目的而做出過的容忍和讓步，也命中注定早晚會被收回。
1989年事件後，持自由化理念的體制內人士有一大批或下獄、或流亡、或下海，另一批繼續留在體制內的也形同蟄伏，不能發揮作用，在對自由化理念持同情的人士眼中，這乃是一個有待矯正的錯誤態勢，並由此形成了重啟改革——實際上等於重新召回——的意向。此外，當局在1990年代中期，為了抵消1989事件的惡劣影響，融入國際經濟秩序而做出的一些容忍或讓步，也給予了許多自由派人士某種樂觀的期待，然而，回顧過去的二十年，不難看出，自1989年以來，當局維持專政的意志從未動搖，從來就沒有什麼重啟政治體制改革可言，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經做出的容忍和讓步，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不僅不會繼續擴大，反倒會引來更強的反撲和壓制，直到凍結。
其實最近還有一個新聞，那就是改革老兵袁庚的去世，以及其所引發的自發紀念，在某種悲情下的紀念，其實意味著所謂重啟80年代改革夢想的最終破滅，而眾澤這個20年的溫和法律援助NGO的被關，也讓人聯想到社會發育、官民互動、法治先行等漸進圖景的消失，回望眾澤成立的1995年，人們曾經對政治改革和漸進轉型抱有何等的期待，但是，無情的事實卻是，從1989年的廢墟裏，經過1990年代中期的調整，出現的是一個全新的市場新極權體制，而這也不啻意味著，對於曾經期待的人們，過去的20年，實際上是一個漫長的荒廢年代，有過努力，但其實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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