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老贺们的心理产品不应安利给民众

雪忠老贺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否留在中共党内。其实，对于老贺这一代自由化知识分子，89镇压发生之后，留在党内、甚至留在体制内，都曾经很难接受，绝望和虚无一度笼罩在这一代人身上。走出这种心境，选择继续呆在体制内，进而重新将体制改良作为推动目标，是一个耗时不少的适应过程。


绝望的一代自由化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与体制共存，一是89后的双清并不严苛，体制并无逐客之意，曾听李大同先生讲是如何轻轻放过了他们，此中原因，可能与邓仍试图维持其改革基本路线有关，若将自由化分子尽数驱逐，又如何抗衡保守派甚至毛左派？既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才是邓的意思。

邓重启经济改革的政治图谋，使得体制继续容留了自由化分子，而经济改革的重启，也需要自由化话语来对冲左的掣肘，92后，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自由化话语得以“浮出水面”，尽管自由化分子依旧位处边缘，但却重新燃起了推动体制进一步变化的心思，相应的话语开始被炮制出来。

很讽刺，89镇压过去没多少年，自由化分子就大多恢复了推动体制改良的希望。不得不指出，在尚未走出视线的坦克面前，这一希望并没有任何事实基础。恢复对体制改良的希望，一方面是身处体制之内，寻求言行一致性的需要，一方面是试图发挥话语作用的技术需要（自我审查），并没有看上去的高大上。

为克服不具备事实基础的硬伤，一方面只能回避坦克依旧在场的现实，普遍漠视、回避正在进行时的压制和苦难，一方面尽量放大经济改革的附带后果，虚构诸多后门理论，营造体制可以柔性改变的幻觉，不过，区区话语并不能改变专政继续运行的残酷事实，缺乏事实基础的改良话语从一开始就注定会破产。

对体制从绝望到希望，可以同情地理解老贺们这些年。但有无希望，不是一个基于心理的事件，而是应该基于事实的公共问题，在这点上，老贺们给出的事实和理据都太过稀薄，而应许的愿景又太过美妙，遭到雪忠这样的质疑完全合理，质疑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为了呈现：是否虚假希望，可以也应该付诸公论。

89后的渐进改良话语，主要是自由化分子心理调适的产物。当然也推广普及了自由化观念，老贺自谓的“呐喊呼吁”，并非虚言，但是，是否虚假希望，涉及到转型根本路径、模式和代价，兹事体大，不是什么求同存异可以搪塞的，将主要基于心理调适而缺乏事实基础的愿景安利给民众，是失职，更是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