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莫之许东网最新专栏，作者授权转发。原标题为《公知矫情为哪般？》
以杨绛去世为引子，大陆话语场的茶杯里又掀起了一场争论，在一开始，争论还围绕杨绛和钱钟书本人，随后在加入了王五四、宋石男和笔者的一些议论后，放大为关于沉默和勇敢的争论，之后，登场的是徐贲和张鸣以及更多的知识分子围绕沉默权的争论，最终，在快手乡村物语的冲击下，归于消散。看着一众平时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所谓的沉默权辩护，颇令人忍俊不禁。
大陆话语场的类似争论，时有发生，如在柴静《穹顶之下》纪录片期间，近年来，类似争论主要发生在大致可辨识的两造之间：一边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一边被称为口炮党，其经典对应的符号包括革命与改良、民间与体制、口炮与公知，墙外和墙内……不过，钱杨引发的这场争论，在经过“这个起承转合就是政治反对话语的托举式过渡”后（宋志标语），却并没有陷入传统的撕逼剧目，而是转移了阵地，由徐贲和张鸣等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关于沉默权的探讨，一场“虚无对虚无的争斗”表明，尽管分歧依旧，但在所谓勇敢和沉默权的问题上，老对手之间还是有着全然不对等的关注和投入。一方相对超脱，一方则更加在意。
对于批评钱杨的口炮一方来说，重要并不在于具体个体是否勇敢或怯懦，毕竟，钱杨已逝，无论是逼人勇敢、逼人革命、还是“强迫别人做圣人”，都与逝者无关，需要讨论的是在极权专政体制下，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何以有为，何者更有价值，更值得提倡的理念问题。在这一理念探讨中，钱杨不过是刚好碰上的例证，并非是要将对钱杨的批判引为棍子，进而将谁批判一番。也因此，在“托举式过渡”，口炮党在表明观点之后，也就纷纷退场了。具体而言，在口炮一方看来，极权下更有价值的是反对、是抗争，是通过对极权体制的根本质疑，最终达成整体变革，也因此推崇那些如此行事并付出代价的知识分子，如胡石根先生、陈子明先生、刘晓波先生......无可讳言的是，这一理念的提出，也就将公共知识分子等群体卷入到了具体的评价和排序之中，根据这一特定理念，也确实会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相形见绌，并因此引发另一方的自我代入。
不可否认的是，相比那些主动维护体制、顺从体制的同行们，公共知识分子要勇敢得多，在传播自由化观念、思想启蒙上也做得更多，并因此获得了民众的赞扬乃至崇拜，于是，当上述特定理念或尺度给他们带来的不是赞美，而更可能是批评时，一种委屈的心态就产生了：为什么不去批判制造问题的体制，也不去批评那些维护和顺从体制的知识分子？把枪口对准已经很艰难地做了这么多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吗？这难道不是如许纪霖先生所说的：“或者以为自己够勇敢了，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特别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不过，仅仅是委屈尚不足以解释这种主动代入和自我辩护，笔者也观察到，同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人坦然承认自己相对先行牺牲者的不足乃至怯懦，从逻辑上讲，如果接受了反对、抗争更有价值的理念，并不需要主动代入和自我辩护，更不需要反唇相讥，因此，除了委屈的心态之外，让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自我代入和自我辩护的根本原因可能尚在于，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也有着自己的理念，而不愿意接受来自上述理念的评价。
在极权下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何以有为，何者更有价值，更值得提倡这个问题上，大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尽管没有公开质疑以抗争、反对为目标的价值标准，但在长期的话语实践中，实际上形成了如下四种主流观点：第一种，沉默并不可耻，消极自由和沉默的权利应当尊重；第二种、极权下，知识分子可以选择以知识和文化的作为为追求；第三种、搁置对政权合法性的追问，从事思想启蒙，价值未必就比反对和抗争之下；第四种、采用去政治、去对抗的方式推动转型，可能更有效，也更好。
上述四种观点，落在具体的个人表达中，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连续光谱，形成了一套相对清晰的理念，根据笔者的多年观察，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都会持有上述前三个观点，并在第四个观点上持亲和立场（少数人会公开表达和鼓吹第四个观点），根据这一套理念，相比口炮理念，两者围绕抗争和反对所产生的评价和排序上，呈现出相当大的落差乃至对立，如根据这一理念，放弃反对和抗争，并不应获得相对较低的评价，如许纪霖就认为：道德的实践，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政治的沉默，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长时段的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地火的运行，是一般心浮气躁者所难以洞见。
反过来，知识分子从事抗争和反对，也未必就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如张鸣就认为：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们的抗争和她们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样，消失得连一条微细的波纹都看不见。当年的中国，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也只有那种高压消退后的今天，才会体现出来。林昭们的思想史意义，是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而非当年的。
在笔者的观察和理解中，这一分歧其实由来已久，潜伏于长期的极权高压之下，而在那一年镇压之后逐渐成型，在当时，大陆陷入到政治参与冻结的严酷时代，知识分子何以自处，何以有为？对所有人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最终，出现的是所谓“从思想到学术”，实际也是就放弃反对和抗争的基本立场，退回书斋，这构成了上述理念中前两个观点的基础，也构成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基本底色。在随后的市场化推行过程中，相比政治反对和抗争的屡起屡仆、一事无成，由公共知识分子主导的自由化话语传播获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就催生了某种强调思想启蒙的价值的论调，这构成了上述理念中的第三种观点，最后，在长期的自由化话语传播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也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和道义资源，经过社交媒体放大之后，在部分人当中，产生了一种通过去政治、去对抗的方式推动转型的思路。在前两个观点上，双方其实并无太多的争议，这可以解释何以在“托举式过渡”之后，双方的脱离接触，但是，认为“思想启蒙，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和认为“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分别对应的是第三种和第四种观点，实际上与口炮理念形成了截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一边认为反对和抗争具有更高的价值，一边则坚持知识分子从事知识和文化的合理性，以及长期启蒙的价值；而认为去政治去对抗更为有效的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反对和抗争的现实意义，从而遭致了最大力度的反击。
从一开始争论直到这次钱杨争论，双方实际都始终围绕着这些最为核心的分歧而展开。可见，剥去“相互残杀的戾气”、“一己尺度”、“强迫”……等情绪化话语，在公共知识分子对口炮标准不以为然的背后，实际是公共知识分子本身也在坚持和传播一种理念，多年来所争论的，无非是这两种理念之间的竞争，对于这一点，没有必要躲躲闪闪。当然，笔者并不会宣称口炮理念就是唯一正确的，既然是理念，就一定存在多样性和主观性，但没有理念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可以提倡的是不同理念之间的多元竞争，而不是取消一切理念或尺度。在一些人看来，在极权下有更为勇敢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有价值，更值得追随，更值得提倡，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价值理念，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样的理念运用或许会让持另一种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舒服，但体面的应对之道是用自己的理念加以批判回应，而不是将之曲解为“以一己为尺度，强迫所有的人“吗？这样的话术太过低级和可笑，不仅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话语的批判或者理念的运用，并不会构成强迫。更是因为，将对方的理念运用，说成是一种泛道德化的冲动，实际上既是对对方的歪曲，更是对问题的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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