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学文：极权之下无消极自由

近二十年来，消极自由是大陆自由派群体占据主流的思潮。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橘”，消极自由本是西方思想家伯林的著名观点，引进到大陆来后一直备受追捧，甚至被大陆一些自由派知识人引为金科玉律。至于近日，在杨绛去世后引发的争鸣中，消极自由已经异化为中国知识人犬儒苟且的遮羞布，成为他们漠视现实麻木不仁的文化口红。这与其说是消极自由本身内涵的歧见，不如说是中国语境下诞生的又一思想病毒。


 消极自由原本是指免于受侵犯的自由，强调的是公民有免于受奴役的基本人权，彰显的是“不做什么的自由”，与积极自由相对。在伯林那里，消极自由对应的是一套制度安排，也就是宪政制度下法律保障的各种公民自由。也就是说，没有宪政制度保障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消极自由。简而言之，极权之下，无消极自由。梳理消极自由的思想来源，便可发现这一思潮在中国的荒谬性：在中共长期的极权专政下，国人对消极自由的追捧和张扬居然成为一种时髦，尤其是披着政治正确外衣的时髦，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异化和病态的精神呈现。

1949年后，共产极权对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生态、生活伦理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和改造，中国社会被连根拔起重新进行了编程和洗牌，极权组织取代了萌芽的民国现代组织和传统社会组织，中国被重新组织成了一个恐怖的利维坦。极权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重新构造了中国后，也将古代中国人享有的那点自由扫荡一空，从农村家庭到城市单位，极权的魔爪牢牢俘获了中国人。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极权面对市场社会的形成，不再无所不能，中国人拥有了部分经济自由和人身流动的自由，但老大哥的眼睛始终盯着你我，专政的螺丝从未松紧，在民间拥有了一些社会资本的同时，中共统治的能力和资本也在增强而不是减弱，维稳时代的到来，也日益吞噬着中国人那点可怜的自由。

如今的中国，极权政治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中国处在“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在关心你”的病态语境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迫的“泛政治化”了，政治问题不再是某些精英人士和知识人关心的话题，它像一堵墙那样横亘在每个国人面前，成为无法逃避的巨大存在。无论你是否愿意，你都是“政治人”，中国人当下最大的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因为这是最大的生活现实，它在每个国人的生活场域幽灵闪现，无论是哪个阶层都会被裹挟和波及。一次次社会事件，从徐纯合案到雷洋案，从天津大爆炸到魏则西死亡事件，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随时可能遭遇到被碾压的不安中，无处逃遁和无法回避成为我们共同的命运。这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现实诅咒，无论你多么渴望活在鸡汤的平庸温情中，你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壁垒。

处在如此残酷的语境中，我们其实连谈消极自由的权利都没有。消极自由如同人权律师黄思敏所言：它就像一件隐形衣，披着的人以为披上它可以觉得自在、安全或者舒适，实际上这是自欺欺人的，因为它是个不存在的东西。从本质上而言，对消极自由的言说，只是国人犬儒化立场的一种自我辩护而已。它的反复被追捧实际上是知识界在六四之后的“坦克后遗症”的心理反应。1989年的屠杀之后，笼罩在知识人心头的恐惧如同魔咒一样驱之不散，为了抚平内心的创痛，为了在现实之中获得内心的平衡，人们只有寻找一些思想资源来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点凭借，这时候，消极自由被追捧成为可以理解的事情。然而，在六四都过去了27的今天，在抗争已成为民间主流思潮的今天，还在为消极自由辩护的人，只能说是愚昧和苟且了，甚至可以说是与极权共谋，进行文化维稳了。

近年来，当局大规模抓捕人权律师、对民间NGO持续扫荡、大范围拆毁教堂，此时张扬消极自由就是故作清高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苟且，是对同胞的苦难与险恶的环境假装无视的冷血。在一个警察肆意杀人，动辄嫖娼致死、屁股被打烂开花、国人普遍活在恐惧与冷漠中的国度，张扬消极自由如同精神自慰，更大程度上是一些知识人自我抚摸的精神鸦片，这样的鸦片不断抽吸，无异于精神自杀。

尤其是在当下，许多良心犯朋友正在监狱承担着苦难，此时，更有必要彰显他们的抗争精神和品格。天越是黑暗的时候，越是必要彰显抗争，呼唤积极自由而不是追捧消极自由。这并非如某些人声称的那样，是“逼人革命”或者挥舞道德大棒，而是在抗争精神阙失，犬儒当道的当下，唯有呼唤张扬积极自由，方能换得消极自由的可能。如果像过去那样，将消极自由捧为圭臬，那很容易成为消解抗争的游戏，是对抗争者和牺牲者可耻的背叛。

还需要指出的是：其实不仅是消极自由，许多在泛自由派群体中被认为政治正确的观点都到了需要清理的时候了。自由主义在大陆，自1998年重新“浮出水面”以来，影响启蒙了许多国人，笔者就是这股思潮下走上反专制道路的。自由主义秉承的是一种温和理性的改良主义思想，其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法治等依然是普世的需要努力追求的，但自由主义目标在极权之下的实现路径却需要深刻反思与检讨。现在，已经到了进行严肃的思想清理和反思的时候了。

2016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