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G20大会由中国轮值主办，当局花费巨资，不惜驱赶蚁民，以营造盛世仪表，西湖歌舞，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万国来朝，迎来送往，凸显出一派大国气象，不料，一场凶杀自杀案，轻易地就戳破了好一派大国盛世的气氛。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村民杨改兰，在杀死最大6岁，最小3岁的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身亡。几天后，其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灭门惨剧，震撼人心，随即，通过跟进媒体的初步报导，人们发现，惨剧发生在最贫困地区的最贫困家庭，这一事件也就迅速、广泛地与此前花费巨资的盛世大国气象联系在了一起，引爆了大众的情绪。
从心理学的角度，如此惨剧的发生，很难仅仅归因于贫困，但是，人们更难接受，在一个自诩盛世大国的时代，怎么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尽管事实真相尚有待进一步挖掘，前后因果、未来出路等等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但对于当下民情而言，盛世繁荣与赤贫惨剧的直接对比，就已经构成了难以抵抗的心理冲击，强烈地回荡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这种情绪也随之发酵，越来越强烈，以致一篇名为「盛世中的蝼蚁」的文章，七拼八凑乃至逻辑不通，却在微信朋友圈中，成为了现象级的刷屏文（洗版文）。
一个事件能够引爆大众情绪，必然是有什么东西，共同存在于许多人身上，在平时，它或许隐晦，以致习而不察，却于突然之中因某个事件的撞击，而一同苏醒，其实，在这一年里，这样的事情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了：在被百度搜索欺骗的魏则西、在被北京警察打死的雷洋、在被诈骗后、报案不获回应，最终自杀的女大学生徐玉玉...的遭遇中，大众的类似情绪曾一再被点燃。
个体生活卑微如蝼蚁
国家如此强大，盛世如你所愿，可个体的生活却卑微如蝼蚁，甚至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这是一种疲累而又不安的感受，其一再点燃，表明其普遍的存在。按说，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也确实大面积地消除了饥饿和赤贫，诞生了数以亿计的新生中产阶级，可为什么人们还是普遍感觉：所谓的大国盛世，其实是与民众福祉脱节、乃至对立？而上述所有舆论事件中，感受最为强烈的，又往往是新兴中产，他们心中一触即痛的脆弱部位，究竟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自市场机制的引入，与此同时，仍大体维持了既有的政权、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在极低的发展起点下引入市场机制，不仅很容易就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引入市场机制，对于极权体制来说是一种退让乃至放弃，人们有理由期待，在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推动或「倒逼」下，体制将会进一步退让，社会空间将进一步成长，最终，在社会的成长和体制的变形之下，将会迎来「小政府、大社会」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在这一图景中，首先，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社会也就是民众最终将获得经济发展成果的大部分份额，其次，民众将逐步拥有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以及更充分的发展机会，获得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其三，中产社会的形成、社会空间的扩大，将为包括慈善公益在内的各种社会发展提供可能，最后，在宪政民主制度下，适当的转移支付，能够为底层民众提供兜底。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些年头里，至少在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心目中，这样的图景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伴随着持续的经济发展下自身境遇的改善，中国新兴中产维持着相当的乐观情绪，以及对应的幸福满足感，同时，基于对未来的良好展望，新兴中产阶级对于现行体制有着更多的亲和、包容和支持，在我的观察中，这一乐观的情绪以及对应的亲体制立场，于2008年奥运前后达到了最高。
未朝「小政府、大社会」方向转变
然而，事与愿违，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既有的政权、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确实作出了相当的变形，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但总体而言，并未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转变，恰恰相反，与曾经的图景相反，体制依旧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关键资源，并系统、持续攫取经济发展的大部分份额；而攫取到的经济成果，又被系统地运用到政权、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强化中，以尽力掌控新兴的社会力量，占领新兴的社会空间，从刚性维稳到网格化维稳，尤其是近年来针对网络（路）空间、法治维权、NGO组织、包括民间宗教的全面压制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更有压制性、也更为强大的专政体制的运行。
如此现实，击破了曾经存在的广泛幻觉，也从心理上改变了广大新兴社会阶层与体制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所谓新兴中产阶级来说，已经解决了生存和初步发展问题，他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安全，以及更充分的发展机会，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权利的落实，需要一个包容性的制度，而如今，其所感受到的却是权利的持续被压制，自身利益的被系统性的攫取，展望未来，看到的则是体制的日益刚性和封闭，社会空间在被压制下萎缩，由此不难感受到，自己与体制其实处于一种直接对立的关系之中，既然如此，国家强大而自己并不因此幸福，盛世又与我何干！
魏则西、雷洋、徐玉玉、杨改兰......这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舆论热潮，其持续、高密度地出现，反映出其共同的心理根源，也就是所谓新兴中产阶级的脆弱和焦虑，而这一脆弱和焦虑，来自于凭借利益攫取而更大强制的专政体制的存在，以及其新兴中产的权利诉求的持续压制，对其经济利益的持续攫取，与这样一个更加具有压制能力、也更加具有攫取性的专政体制处于直接对立的关系之中，凸显了新兴中产阶级的脆弱，而在压制下原子化的、分裂的弱小社会，则预示着一个更加恶劣的无望未来，放大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无助和焦虑。
正是这样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之下，2016年，成为了新兴中产阶级焦虑集体爆发的一年，而与之相伴随的，还有盛世幻像的消逝。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