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9日这天，先是包龙军及其子包卓轩（蒙蒙）在首都国际机场被带走，随后，其妻王宇律师也在家中被带走，接下来数日内，北京锋锐所自主任周世峰以下的多名律师和工作人员、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的李和平律师及其助理赵威（网名考拉）等人，以及谢阳、隋牧青、陈泰和等各地律师相继被抓捕，更有上百位大陆的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律师和维权人士之亲属遭到传唤，约谈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3个。这一事件，也被命名为“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或者“709”律师劫，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事件中从律师的角度受到广泛关注，并不奇怪。律师具有为现行体制所认可的身份，维权运动也具有相对的非政治化色彩；围绕权利诉求的耕耘努力，又能被纳入到公民社会等话语建构之中，从国际的层面来看，为西方政界、媒体和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之故，通过维权律师关注大陆人权状况，推动大陆公民社会建设和人权进步，成为许多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优先选择，反过来，维权律师的状况，也就更容易被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看作是大陆人权状况的晴雨表，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国内层面，维权运动行之有年，具备相当深厚的社会认知度，社交媒体时代以来，维权律师之间具有了更多的相互连接，维权案件的传播也有了更加方便有力的平台，维权律师群体也因此拥有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维权律师被抓捕的事件，如此前浦志强、夏霖律师的被捕，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像“709”这样的大规模抓捕律师，当然也就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并促使该事件被定名为“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或者“709”律师劫。
不过，在这一波大抓捕行动中，并非只有维权律师蒙难。除了律师助理和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民间积极分子也被同时拘捕，包括709同期的胡石根、勾洪国（戈平）、刘永平（老木）、 林斌（望云和尚）、以及先期被拘捕的吴淦（超级低俗屠夫）、翟岩民、刘星等人。如今，律师助理和律所工作人员已经基本释放完毕，而民间积极分子则与被捕维权律师一道，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从至今在押人数来看，民间积极分子的比例相当之高，此外，被抓捕维权律师和民间积极分子拥有共同的罪名，这表明，这些维权律师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共同之处，才是当局所真正在意而必欲加以遏制和打击的。仅仅将“709”事件定性为维权律师大抓捕，仅仅从法制维权被遏制打击的角度去理解，很可能是不全面的。
一度，大陆的维权运动更倾向于“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更多地在法制轨道之内运行，而对于各种动员持谨慎立场，实体动员、现场围观，则更加谨慎。但社交媒体时代以来，这一状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许多维权律师开始采用各种具有抗争色彩的表达方式，死磕方式蔚然成风，如本次也被逮捕的王全璋律师，就曾在靖江采取过抗争行动，并因此被行政拘留，并因此引发了一波现场围观潮。律师群体与民间积极分子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在一些维权案件中，律师群体与民间积极分子配合密切，从网络传播，法律研讨、到现场围观，都少不了各种积极分子的参与。
而在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促进了民间群体的相互交往，刺激了行动意愿，从2011年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行动以来，在吴淦等民间积极分子的长期推动之下，民间逐渐形成了一套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模式。就这样，在社交媒体时代，在民间行动空间中，维权律师与民间积极分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
很难区分，究竟是运行有年的维权运动中，加入了民间积极分子的抗争元素，还是民间积极分子逐步成熟的抗争模式中，加入了维权律师的元素，不管如何，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本来是相对平行的两股潮流，出现了事实上的结合，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笔者的观察，2014年后，这一合流趋势本身形成了某种加速效应：在黑龙江建三江，以四位律师的被行政拘留和遭遇殴打为起因，引发了一场民间积极分子奔赴的围观事件；郑州十君子的会见权，促成了郑州三看这一大规模抗争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都既体现出了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模式，又都有鲜明的法律诉求，以及积极的律师参与。两者的结合，大有成为当代抗争主流模式的趋势。
此外，相比维权律师，民间积极分子具有更强的抗争性，在观念上也更具有政治反对立场。维权运动与民间抗争的合流与活跃，其中所展现出来的抗争色彩和反对立场，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放大，不可能不引起当局的重视，事实上，早在郑州三看时，当局就一度刑拘了十多人。到了2015年的庆安事件前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各种民间活动也更趋活跃，最终，在庆安事件的爆炸性影响之下，吴淦在抗争现场直接被捕，随后出现“709”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是早在许多人的预料之中。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局所真正在意的，并不仅仅是维权律师，也包括民间积极分子，所欲加以遏制和打击的，也并不仅仅是法制维权，而是更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社会动员，在这个事件当中，民间积极分子与介入民间抗争的维权律师一样，都是主角。在这个意义上，以“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命名这一事件，多少遮蔽了其他民间积极分子的存在。
已经有论者指出，“709”事件更应被看作是国安模式下的第一案，而在我看来，这一案件，也更应该被称为“709”颠覆大案。
民间积极分子从抗争活动中涌现出来，成长为具有相当公信力、组织力和传播力的节点型人物：如超级低俗屠夫吴淦，就长期在网络上从事各种话语传播和资金募集，具体推动各种抗争事件，被抓捕的望云和尚，在郑州三看抗争事件中，担任网络募捐的银行卡持卡人，平时也与福建访民圈和公民圈有著密切的互动，至于民运老将胡石根，近年来也一直默默地推动民间群体的相互连接，从教会到新公民运动，从访民到律师，都是他广泛交往联系的对象。可以说，正是他们的长期努力，维持了民间抗争，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的敌人。
所有这些民间积极分子，都具有鲜明的抗争意识，和更为彻底的反对立场，对于他们来说，“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更像是难得的冠冕，也是其对长期努力的另类承认。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所能获得的关注，要远远少于维权律师们，但是，在一个打压社会动员的颠覆大案中，他们才是更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更当之无愧的主角。
通往权利的道路，从来都是由抗争铺就，在这个颠覆大案一周年之际，请让我们记住他们，并感谢他们的努力，让这个时代没有彻底失去光彩。
2016年7月9日 原题为“709颠覆案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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