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邓相超，不过是又一个某大炮，又一个不许吃饭砸锅的牺牲品，跟文革没有半毛钱关系。
严格而论，放在微博的舆论生态中，邓相超式的言论并不算出格，不过是此前20年大陆改革派的老生常谈，同时也是所谓微博公知话语的主流，大致包含以下内容：认同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以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总结而言，则主要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一是要求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
对于这样的话语，体制曾经加以容忍，毕竟，对于专政体制来说，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长期困扰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南方周末》等市场化媒体上，此类话语长期存在，也一度在新兴的微博平台上广为流传。实际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现行体制的目的，试图让体制通过回应新的诉求而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但是，近年来，针对此类话语的打压不仅公开化了，而且越来越严厉，2013年4月传出的所谓“七不讲”，即将目标明确指向了此类话语，随后于2013年7月展开了与之配套的“清网行动”。对自由派话语从相对容忍到彻底打压，反映出了体制的某种变化，在笔者看来，这又分为内外两个部分：
对自由派话语的打压，首先是对新兴社会力量兴起的反映。对于体制而言，既要市场化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延续专政体制，但同时又要对市场化改革的特定后果加以防范。市场化改革内在地需要人身、资源、信息的自由流动，这导致了专政体制失去了对民众直接的人身和经济控制，制造了庞大的市场化群体及其勃兴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诉求，而所有这些的存在和发展，都对既有的专政制度及其表现——全面的权利压制和系统的利益攫取——构成了挑战，从而，如何应对市场化后果也就是新兴社会群体及其诉求，成为了体制最为核心的任务。
在这一核心任务中，自由派话语越来越被看作是体制的异己力量，看作是新兴社会阶层对现行体制挑战的一部分，从而必须加以压制。
无论是从人数、资源、还是话语说服力来看，目前的新兴社会力量都有着相当的底蕴和基础，在微博上，一度形成了自由派话语的压倒性优势，就是证明。如此力量对比之下，体制如果决意压制和控制新兴社会力量，就必须对体制本身加以动员，而如前所说，为了引入市场化，体制曾经一度对改革话语或自由派话语相对容忍，这使得在体制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话语分歧，不仅一些具有体制身份的公知大v本身就是自由派话语的表达传播者，持有自由派话语和立场的体制内人士也在所多有，也因此，要统一和动员体制本身，也就意味着要将自由派的表达从体制阵营中驱除出去。
因此，对自由派话语的打压，也意味着体制内部统一和动员的必要。从炮轰某大炮到围攻邓相超，让人感到有趣的地方在于：针对任大炮的炮轰，并不同于薛蛮子、慕容雪村、李承鹏等体制外网络大v，而是集中在了其“共产党员”或体制内的身份之上，这当然是此前“吃饭砸锅”论的翻版，但这表明，体制不仅决意压制和控制新兴社会力量，而且把统一体制内部的意志和行动，作为了根本关键。
在官方大力宣传的四个全面中，有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在很多人眼里，这大概只是与反腐败相联系的一项党建内容或纪律措施，如18大后体制推行的反腐措施，但从各种迹象分析，四个全面是被作为“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提出的，其含义要远远超出党建这一范围，而是有着远为丰富的政治含义，也就是上面说的统一和动员体制内部群体的含义，或者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当下的意图在于，通过对体制内部的统一和动员，实现对社会的全面压制和控制，也就是从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到“全面依法治国。”
体制将如何应对市场化带来的新兴社会力量，对于这一问题，曾经有过许多的猜测或者自以为是的解答，如“韧性威权论”，都认为专政体制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尝试在应对、吸纳新兴社会力量的同时，软化或者韧性化自身的刚性压制，不过，这些看法在最近几年越来越不再令人信服，即使曾经长期看好中国前景的某些人如沈大伟，也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其原因就在于，体制已经很清晰地表明，将会全面压制和控制新兴社会力量，而统一和动员体制群体，则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手段。
如果仅仅从清缴自由化言论，占领网络舆论的角度来看，邓相超的此次遭遇，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性，毕竟，自由派话语的被彻底打压，是一个可以被清晰预判的过程。但是，邓相超的被围攻，既是体制对于网络自由话语清剿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统一和动员体制群体的开始阶段，展望未来，邓相超被围攻的背后，没有什么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文革重来，而是体制被统一和动员之下，对民间社会的更深入压制和控制，预示着一个更加寒冷的冻结时代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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