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不能假装不是墙上一块砖

这个题目是长平先生用过的，此为致敬，因为没法比他说得更好。在极权社会里，男性和女性都是无权者，但在社会建构上，极权社会与男权社会又是高度重构的，在极权社会中的男性就同时兼具权利被剥夺者同时又是社会建构的优势得利着这双重身份。

余世存：时人莫之许也——一代人的五十自寿

莫之许，原名赵晖，1969年生于四川乐山,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自1998年起进入文化传播界,曾任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华夏时报》,后为独立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非常道》、《哈耶克传》、《我反对》、《美国草根政治日记》等图书。自1990年代末期起,开始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发表言论,尤其喜欢辗转于各BBS论坛,就各种问题与网友论战往还。主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当代中国思潮。

莫之许：新极权体制下不存在改革的可能

周永康这只大老虎终于在“国际老虎日”被公开拿下，尽管剧情早已揭晓，仍引来无数议论：许多人认为，周永康与维稳体制刚性强化有莫大关系，期待随着周的倒台，而有所改变；也有人提出“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三部曲，将打老虎与改革遐想联系到了一起。凡此种种，无不将周永康的倒台赋予了某种路线含义，而非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类似的思维其实相当普遍，两年前薄熙来倒台前后，也有人将重庆模式比作文革重来，也一度对薄的倒台寄予了改革的期待，讽刺的是，迎来的却可谓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赵楚语）。如此期待或思维的一再出现，其实是某种过往思维的残留或回响，同时也是对现有新极权体制认知不足的产物。

莫之许：漫长的荒废

天则经济研究所，一向被看作是民间学术NGO的先锋和标杆，运行20多年之后被大面积关闭账号或网络，更让人联想到社会发育、官民互动、法治先行等渐进图景的消失，回望天则成立的1994年，人们曾经对政治改革和渐进转型抱有何等的期待，但是，无情的事实却是，从1989年的废墟里，经过1990年代中期的调整，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新极权体制，而这也不啻意味着，对于曾经期待的人们，过去的20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荒废年代，有过努力，但其实一无所获。

莫之许：也论邓相超事件

在我看来，邓相超，不过是又一个某大炮，又一个不许吃饭砸锅的牺牲品，跟文革没有半毛钱关系。

莫之许：为什么文革不会重来？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被拥毛人群殴打，又引发了一些人对于文革重来的忧虑，当然，这一忧虑也不是突如其来，自上任以来，习的一系列言论和举措，如明确提出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相比前任更多地援引毛泽东的言论（如刀把子）、更显着地否定普世价值并打压异议人士，等等，引发了人们关于“文革重来”或“二次文革”的忧虑。

然而，文革真的可以重来吗？

莫之许：大陆毛派缺乏社会基础

作者按：攻击茅于轼和邓相超的，究竟是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毛左？我认为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主要是捍卫毛作为专政政体创始人的地位，而鲜见其具体的经济和社会诉求，尤其是难觅原教旨毛左的军事共产主义诉求，而这却是原教旨毛左的最鲜明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拥毛者实际上更多是是作为现政权打手，反击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习左，而不是原教旨毛左。

此文作于4年多以前，如今时过境迁，体制不再像当初那样警惕原教旨毛左，而是开始有意识地纵容和利用拥毛符号和人群，将之转化为可资利用的习左，不过，这也并没有否证掉笔者当初的分析和判断，而是从另一个方面加以了证实，原教旨毛左符号和人群缺乏社会基础，也因此缺乏对现行体制的威胁性，这正是体制愿意和敢于纵容、操纵、改造、利用的根本原因所在。

莫之许：屠夫为什么重要（2）

所有这些民间积极分子，都具有鲜明的抗争意识，和更为彻底的反对立场，对于他们来说，“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更像是难得的冠冕，也是其对长期努力的另类承认。

莫之许：屠夫为什么如此重要？

屠夫的重要性，其实已经显露很久，广为人知，而给予这种重要性最直接证明的，正是体制本身。

莫之许：对邓小平不同评价的背后

2014年8月23日，是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CCTV为此推出了《邓小平在转折年代》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也发表了长篇大论，一时间，大陆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对于邓小平及其改革的各种评价。

官方与民间有深刻分歧不难理解，针对官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调评价，民间的反驳认为，所谓改革开放的内容，早就存在于1949年之前，且所有这些，本就是民众固有之权利，邓小平作为前30年的中共核心领导人，曾是剥夺之主角，纵使后来有所改进，犹有不足，功也未必能抵过，何来高调之评价？

莫之许：温和自由话语的结束

作者按：写作此文之后，又陆续发生了炎黄被强占、共识网被关闭等事件，证实了拙文的预见，以及论述逻辑的成立。

艾晓明老师关于口炮党改良党的微信发言摘录

两边都是我的朋友，但还是选了个少数边，激进少数、女权少数、性少数，冒着朋友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下文根据朋友圈里的对话扩充而成）

莫之许：盛世幻象的消逝

2016年度G20大会由中国轮值主办，当局花费巨资，不惜驱赶蚁民，以营造盛世仪表，西湖歌舞，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万国来朝，迎来送往，凸显出一派大国气象，不料，一场凶杀自杀案，轻易地就戳破了好一派大国盛世的气氛。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村民杨改兰，在杀死最大6岁，最小3岁的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身亡。几天后，其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灭门惨剧，震撼人心，随即，通过跟进媒体的初步报导，人们发现，惨剧发生在最贫困地区的最贫困家庭，这一事件也就迅速、广泛地与此前花费巨资的盛世大国气象联系在了一起，引爆了大众的情绪。

莫之许：鱼肉和刀俎没有共识

南海仲裁案点燃又一轮爱国热潮，小粉红们的喧嚣之外，各路名人也纷纷展现爱国立场，新晋网红咪蒙也迅速带鱼化，表达了自己的“兽交”热情。这一剧目，并不新鲜，王小波早就说过，这其实是一种“捐税”：在大陆，影响力主归党营，极少数也是特许经营，凡是名人，就需要随时表白效忠，以为捐税，方可继续经营，咪蒙的爱国热情，看似突兀，但如果翻看一下其银行账目，大抵就会明白。反之，如果不愿意纳税，影响力也会瞬间归零，李承鹏、慕容雪村等人的数百万粉丝，不就一夜间灰飞烟灭了吗？

在爱国喧嚣之外，另一股声浪同样不容忽视，目力所及，曾经作为民间自由派主流表述的“爱国不爱党”，已经开始式微，微博上、朋友圈，流行的更多是各种“这个国家与你有什么关系”的段子和文章：收回了南海，可你的房子还是只有70年产权；国家强大了，再也没有人来救我们了......

从土地、纳税人一直到选票，种种权利的剥夺之下，无数人开始明白，这国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何爱之有？从来就没有脱离于政权之外的所谓“祖国”的存在， 持这一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莫之许：大陆自由派的民主恐惧症

“就我閱讀，英美批評Brecxit等撒謊有之，稱英國公投不民主的，僅有中國公知。中國公知成天鼓吹程序正義眼淚鼻涕，連英國首相都完全接受公投結果了，他們又說這是民粹了。”——赵楚

大陆自由派（公知）群体及其粉丝对于公投和民主的认知，又一次让人大吃一惊。公投在各成熟民主国家有过许多实践，其中尤以瑞士为最，在独立、修宪等重大问题，以及近些年来涉欧盟问题上，采用公投，不仅屡见不鲜，而且正当性相当充足，公投合乎民主，纯属常识。大陆自由派对此独树一帜，甚至还有人说什么公投不符合现代民主云云，令人啼笑皆非。

莫之许：极权下何者更有价值？这是公知与口炮的核心分歧

此文系莫之许东网最新专栏，作者授权转发。原标题为《公知矫情为哪般？》

以杨绛去世为引子，大陆话语场的茶杯里又掀起了一场争论，在一开始，争论还围绕杨绛和钱钟书本人，随后在加入了王五四、宋石男和笔者的一些议论后，放大为关于沉默和勇敢的争论，之后，登场的是徐贲和张鸣以及更多的知识分子围绕沉默权的争论，最终，在快手乡村物语的冲击下，归于消散。看着一众平时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所谓的沉默权辩护，颇令人忍俊不禁。

莫之许：老贺们的心理产品不应安利给民众

雪忠老贺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否留在中共党内。其实，对于老贺这一代自由化知识分子，89镇压发生之后，留在党内、甚至留在体制内，都曾经很难接受，绝望和虚无一度笼罩在这一代人身上。走出这种心境，选择继续呆在体制内，进而重新将体制改良作为推动目标，是一个耗时不少的适应过程。

莫之许：体制正在吞噬民间社会

18大后的打击策略转变，根本上服从于市场化越进展，专政手段的运用也越频繁、越加大力度的逻辑，而这种全面高压、不留死角的态势，显示出了体制对于类似北非茉莉花这样的大规模突发聚集的担心。可以预期，体制将继续挟持资源优势，对社会展开全面压制，并对异议反对持零容忍打击态势，这种类似冰河期的冻结前景，已经很清晰地摆在所有人面前。

莫之許：漫長的荒廢年代

自1989年以來，當局維持專政的意志從未動搖，從來就沒有什麼重啟政治體制改革可言，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經做出的容忍和讓步，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不僅不會繼續擴大，反倒會引來更強的反撲和壓制，直到凍結。

莫之许：外资一去不复返，冲击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

 
    2015年底，离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度突破6.60的高位，尽管后一日，令人蹊跷地收复了失地，2015年依旧是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最多的一年。人民币贬值与资本的流出密切相关，近半年多以来，也一直在频传外汇减少的新闻。近20年来，外汇储备一直节节升高，人民币也经历了一波对美元的升值历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2015年下半年的情况似乎在提醒人们，一个长达20余年的周期已经结束，新的周期或时代正摆在眼前，最近的汇率高点无非是再一次地提醒了人们，如我的朋友温克坚就认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跌宕，而大部分人还浑然不觉。」
   
    外资对中国经济究竟有多重要？实际上，中国经济20余年来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秘密，其主要是对外开放、而不是所谓改革的结果，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核心火车头的作用：外来资本、技术、管理与本土劳动力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外向经济的主干，并带动了大批民营企业作为外向经济一部分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火车头；外向经济的出现，也带动了政府和国企主导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水准的提升，包括各种基础产业的扩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等，所有这些背后的庞大投资，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火车头；最后，在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下，外资的进入，也意味着对应的基础货币的释放，这带来了相当丰富的流动性，「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充沛的流动性也为中国经济的表面荣景提供了相当的润滑和助力。
   
    外资如此重要，同时也就意味着，外资的撤离会多么地重创中国经济。首先，外资的撤离，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失去相当部分的持续增长动力，经济失速不可避免。